《阿尔档案》后记
编者按：
“阿尔羌文化保护”项目是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开展的第三个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秉承“帮助社区居民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的基本宗旨，该项目意在帮助汶川阿尔村羌族居民记录并传承他们的羌文化，彰显羌人个性，重塑羌族尊严。在“5.12”特大地震之后迅速开展这个项目，对保护羌族文化遗产而言意义重大。该项目由美国大使文化保护基金和瑞士驻华使馆支持，由志愿者工作小组负责实施。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圆满完成。为方便大家了解相关信息，我们将这个项目产出之一的《阿尔档案》文字版“后记”刊载在此。这个项目所有的文字、声音、影像产出，也将陆续在我们网站发布。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向志愿者工作小组和阿尔村村民表示敬意，向美国大使文化保护基金和瑞士驻华使馆表示感谢。
《阿尔档案》后记
翻阅着厚厚的《阿尔档案》文字初稿，浏览着作者拍摄的有关羌文化的照片和视频，看到许多略显生涩、粗糙的文字和画面，我却丝毫没有类似修改和评阅学生论文时的挑剔和苛责，涌动在心的是对作者的钦佩和敬重。要知道，这些文字、照片和视频的作者，并非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或者文化遗产学领域的专家，也不是专习羌文化的学生，而是阿尔村羌文化的主人——阿尔村的村民。他们当中有国家或省、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有普普通通的村民。他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高，对羌文化的传承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非常热爱羌文化，并且很渴望向自己的后人及外界展现羌文化。更让我感动的是，这些在地震中痛失家园和亲人的村民，依然保持着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深深眷恋着故土和本民族文化。虽然震后他们大都居住在随地搭起的简易帐篷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修房、种地、卖菜、采药，却愿意以志愿者的身份认真投入地记录自己的文化，并按时完成了记录工作。所有这些，是我们这些外来的所谓专家志愿者在去阿尔村之前很难想象的。
阿尔村地处川西高原东部岷江上游的深山峡谷之中。由于交通不便，长期与世隔绝，它成为羌族古老文化、民风民俗保留得最为原始、完整的少数几个羌寨之一。“5.12”汶川特大地震前，这个被誉为“云端的阿尔村”、“羌文化活标本”的羌寨已经引起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化遗产学等各路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大地震不仅给这个千年古羌寨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对这个羌寨世代相传的独特文化构成了严峻的威胁。2009年春夏之交，在大地震一周年之际，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下简称“CHP”）启动了旨在抢救和保护羌文化的“阿尔羌文化保护项目”。CHP决定将他们以往在“勐马档案”和“从江文化绘图”两个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项目中取得的经验运用到这个项目中，但又希望根据阿尔村的实际情况有所拓展。与以往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项目一脉相承的是：尊重当地居民的文化权利，由阿尔村人自己动手记录和保护自己的文化，外来的专家只起协调和辅助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的最终产出将更加丰富。成果不仅包括村民志愿者自己动手编写的记录羌文化的书籍《阿尔档案》，书后附一张由村民拍摄的直观反映羌文化的DVD，以及一张以羌语朗读《阿尔档案》的CD，还包括由村民志愿者自行编写的《阿尔羌语会话入门》，以供阿尔村的儿童、外来游客和羌语爱好者之用。这些成果的署名都将是“阿尔村人”。在记录羌文化的同时，村民们将对年久失修的祭祀台进行整修，这是阿尔村人开展传统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此外，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宣传羌文化和推广项目经验，CHP将拍摄一部反映项目实施过程的纪录片，项目结束时还将进行巡回图片展览，并为以后实施类似项目编制一部培训手册。
2009年8月，通过网络公开招募和选拔，一个由民族学、影视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志愿者工作小组在北京成立了。工作小组由我担任组长，其他小组成员包括：罗吉华（羌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学博士后；刘剑骅，北京农学院人文社科学院知识产权法副教授；高巍，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硕士研究生；穆永强，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教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专业博士研究生；郭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为了方便开展工作，CHP还邀请汶川县文化馆的高荣金老师担任项目当地负责人，负责项目在当地的实施及志愿者工作小组与村民志愿者之间的联系。
志愿者工作小组成立后，立即在北京进行了紧张而周密的准备工作，与高荣金老师进行了多次视频和电话沟通，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2009年国庆长假期间，我与罗吉华、高巍作为先遣小组成员对阿尔村进行了实地考察，与朱金龙、余世荣、余正国等释比进行了长谈，与村支书王学林、村长马成云，以及杨俊清、朱金勇、杨波、余世华等村干部和热心村民进行了充分沟通，在项目的意义、方法、计划、最终产出等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组成了一支由释比和村干部、热心村民共同组成的核心志愿者队伍。
先遣小组回北京后，项目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对羌文化有深入了解的罗吉华博士和高荣金老师共同起草了《阿尔档案》大纲初稿，并就大纲的完善咨询了民族学权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宏开老先生的意见。2009年11月初，志愿者工作小组在CHP办公室与朱金龙、余世荣和余正国三位释比对《阿尔档案》大纲和项目的全面实施进行了充分交流。为了进一步激发村民志愿者的自豪感，多才多艺的高荣金老师受工作小组的委托，将项目理念与羌族文化元素完美地结合起来，专门设计了朴实而精美的“阿尔羌文化保护志愿者”徽章。11月中旬，志愿者小组全体成员和高荣金老师一起，携带专门为实施本项目购买的DVD、数码相机、录音笔、移动硬盘、笔记本、签字笔等必要的记录工具，以及精心制作的志愿者徽章，来到了阿尔村。
此次阿尔村之行给我们全体成员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不仅因为我们遇到了一场据说是50年不遇的大雪，给我们走访村民志愿者、组织村民会议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更因为在那样恶劣的天气之下，村民们仍会在漆黑的夜晚，踩着厚厚的积雪，身上落满白白的雪花，头上冒着腾腾的热气，大老远地赶来参加我们组织的讨论和培训活动。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我们带去的160个志愿者徽章很快就发完了，以至于不得不让CHP再紧急赶制一批徽章。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百家夺寨已经很多年没有举行过羌历年活动了，但在日益升腾的文化保护气息渲染下，农历十月初二（2009年11月18日，羌历正月初二）一大早，全寨男女老少在老释比的带领下，牵着羊，拎着鸡，带着祭祀用品，冒着漫天大雪，来到位于半山腰的老寨废墟举办了羌历年祭祀仪式。在老释比悠远的唱经声和羊皮鼓声中，在熊熊火光的映衬下，村民们脸上泛起的神圣和热切之情令人动容。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村民志愿者们按照经他们讨论确定的大纲内容分别进行了记录。能够自己记录的就自己动手记录，自己不清楚的就去请教长辈。没有书写能力的老人就口述内容，请晚辈整理记录。还有几个小学生也在大人的影响下兴奋地参与进来，记录他们熟悉的小吃、山歌和故事。最忙碌的要数音像突击队的志愿者。这一年中，村里举办的所有年节礼俗活动，包括哪家有红白喜事，都得及时赶去拍照录像。如果哪个志愿者所记录的内容需要用照片或者录像来补充说明，也得请他们帮忙拍摄。哪个志愿者如果无法亲笔记录，身边又没有合适的晚辈帮忙记录，他们就赶去录音，然后帮着整理记录。尤其令我们感动的是余正国与朱金勇两位志愿者，他们作为村民志愿者负责人，为项目在阿尔村的顺利实施立下了汗马功劳。余正国出生于释比世家，是古羌释比文化第十四代传承人，虽然年纪不大，却已致力于搜集、整理和宣传羌文化多年。他的家是外来考察者和游客在阿尔村的主要落脚地，也是宣传羌文化的重要窗口。每每有外来考察者和游客来探寻羌文化，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介绍和解释。他也常常很烦恼，甚至很愤怒，因为有些考察者写的文章会有意无意地曲解羌文化，或者犯些张冠李戴、夸大其词的错误。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外界和后人提供纯正的羌文化，因此他非常赞同这个项目的理念和方法，不计得失、任劳任怨地为项目的实施忙前忙后。朱金勇是阿尔村小学的校长，也是这个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之一。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使他深深理解羌文化对于羌族人民的重要意义，并把搜集、整理和宣传羌文化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是所有志愿者中第一个交稿的。翻开他那写得工工整整的100多页手稿，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工作者对本民族发展的责任和愿望。
这个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当地负责人高荣金老师功不可没。作为汶川县文化馆的馆员，他长期从事基层文化工作，对羌文化的现状了如指掌。“5.12”特大地震后的第三天，他就冒着余震和随时滚落的碎石，徒步几天进入羌区，看望惊魂未定的释比们。他的最大心愿就是拯救羌文化，并以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带动羌区的经济发展。在项目实施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多少次骑着那辆酷酷的摩托，奔波于汶川县城与阿尔村之间。县城与阿尔村之间不算遥远，只有30多公里，但地震后通往马尔康的汶马路一直没有修好，坑坑洼洼崎岖不平，即便是晴天也到处是泥浆水坑。而乡政府到阿尔村的山路，由于地震的破坏和不断的山体滑坡，也经常会断路施工。所以，每次到村里他全身上下都会沾满泥水，灰头土脸，但他经常顾不得清洗休整，只是简单擦拭一下，就马上走访志愿者，与他们交流记录情况。他是个多面手，编舞、作曲、摄影、摄像，还有各种编辑制作软件的操作，好像没有他不能的。村民志愿者写的文稿，由他拍成照片传给我们；志愿者们拍摄的照片和录像素材，也都由他来剪辑编排；志愿者们朗读的录音，也要靠他来采集编辑，并通过网络发给我们。项目宣传需要一个DV短片，他花了大量时间精心制作，看过的人无不受到心灵的撞击。没有他的巨大付出，这个项目不可能有这样的收获。
项目能够顺利实施，也得益于我们这个热心奉献的志愿者工作小组。这个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好样的。虽然大家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但都理解这个项目的基本理念，绝不试图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干预或影响村民志愿者的工作，心甘情愿为村民志愿者做好辅助工作，只在技术上做些必要的辅导和培训。我们常跟村民志愿者们说的话是：“我们是你们的秘书，你们才是这个项目的真正实施者。”村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绝不是我们这些久居大都市的人所能想象的，但大家既无怨言也不退缩，乐观积极地面对每一个困难。我尤其必须提到的是罗吉华博士。这个外表柔弱美丽，内心坚定刚强的北川女孩，强忍着在地震中失去哥哥的痛楚，全力参与到拯救羌文化的志愿者工作中。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必须为羌族做点事情”。看着她在村子里到处走访，微笑地与“叔叔”、“娘娘”们打招呼，开心地与小朋友追逐嬉戏，丝毫看不出她内心的波澜。她是民族学博士后，也是中国第一个羌族女博士后，是我们这个团队中真正的羌文化保护专家，很多事情都需要她拿主意，或者直接由她来做，村民志愿者也最信赖她。有她在，很多隔阂或误解都消除了，我们与村民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她是我们这个团队中在阿尔村实地工作时间最长的，从最初的考察，到全面组织和培训，再到中期查访辅导，直到最后的编辑统稿，她都做得投入而从容。尤其是2010年9月中旬，受工作小组的委托，她只身来到村里做统稿工作，一待就是一个多月。村民志愿者的稿子不好辨认，她挨个去走访，逐字逐句地确认，把错别字消灭，把他们要表达的意思理顺，以方便读者阅读。遇到内容有重复的，她得把几个作者都叫到一起，大家来取舍。如果内容有遗漏，她得征求作者的意见，要不要补充。她回来说：“比自己写文章累多了。”如果这部书是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她就是当之无愧的主编。但这毕竟是村民对自己文化的客观记录，她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贯彻在书中，所以她不是主编，也不能是主编，只是个无名英雄。
现在，项目已经做完，八项产出也都如期完成了。但是，回头看看，项目的实施仍留有不少遗憾。首先，正如澳大利亚文化人类学者卡拉·那依腾(Carla Nayton)在阿尔村做田野调查后所指出的，虽然她所访问的每位村民都了解这个项目的意义，但参与度还是不够广泛。确实，阿尔村有700多村民，报名成为志愿者的有185人（以2009年11月在志愿者承诺书上签名为准，以后又陆续有村民成为新志愿者），但其中很多人并未真正进行记录。这固然与我们的宣传还不够深入、组织工作不够细致有关，但多数志愿者主要是因为忙于重建家园或者外出谋生，客观上没有条件参与。这多少降低了项目在提高当地居民保护文化遗产意识方面的意义。其次，项目的纪录片由于一系列意外而偏离了最初的方向，虽然后来做了及时补救，但质量却大受影响。这确实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没有充分预料到各种意外所致。另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希望不要有太多行政干预，以更好地维护村民的文化自觉，但这也使得地方政府对项目关注不够。好在项目虽然已经完成，但对项目的宣传和推广仍将继续，我们会尽一切可能来弥补这些遗憾。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志愿者工作小组和村民志愿者向CHP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敬意和感谢。如果没有CHP的精心策划和良好组织，就不会有“阿尔羌文化保护”这个项目，也就不会有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了不起的书。当然，也必须衷心地感谢美国大使文化保护基金和瑞士驻华使馆，没有他们的慷慨资助，也不可能有这个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云霞
2011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