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巴山蜀水之间——记阿尔村羌文化保护项目志愿者之行
作者：阿尔村羌文化保护项目志愿者郭萍
思绪被拉回到汶川阿尔村的七天六夜。
去的时候已经快到下雪的时节，汶川县城随处可闻的推土机的轰鸣声与卖桔子娘娘（当地方言，意思近似于“阿姨”）在风中皴裂的手，阿尔村余老伯家院外淙淙的溪水声和雪中独立的水磨坊，云雾缠绕的远山以及高处默默耸立的千年羌碉，至今仍历历在目、在耳、在心。山谷中不缺的是呼呼的风声，和着羌历年那天厚重沧桑的羊皮鼓节奏，在漫天大雪中飘散开来，成为第一次做志愿者的我一直难忘的记忆。
现在回想起来，在阿尔村的七天，其实每天都是很忙碌的：从最初的逐个走访第一批村民志愿者，到发展新志愿者，再到与白家夺寨的村民共度羌历年，从巴夺寨到白家夺寨、阿尔寨的泥水路来来回回走了好多趟。幸运的是，全部活动的开展都紧凑而有序，从目前已经完成的工作来看，成效似乎还略高于离京前志愿者小组的预期。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诚恳而敬业的召集者，身先士卒的志愿者小组先遣队，戮力齐心的志愿者和全体村民。他们满腔热忱地想“为羌族做点事情”，一定要“做点什么”。正是这些人，挑起这次志愿者活动的大梁。
一、真诚而敬业的召集者
这次项目的召集者——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英文名称为：Beijing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Center，以下简称CHP）为了保证本次志愿者项目的成功开展，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这个完全依靠捐助来维持运作的民间团体，一直以来都在无私地帮助社区居民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近些年将工作领域扩展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复兴，已经完成的“勐马档案”和正在进行的“从江档案”在民族学界、社会学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许正是在进行这些项目的过程中，CHP领悟出许多在国内社区文化遗产保护中还未广泛运用的独特的项目理念。
阿尔村位于川西高原东部岷江上游的深山峡谷中，是羌族古老文化、民风民俗保留得最为原始与完整的少数几个羌寨之一，有“云端的阿尔村”、“羌文化的活标本”之称。“5·12”地震过后，阿尔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虽然村民们房屋的重建因为有了外来资金的注入似乎变得不那么艰难了，但与此同时，这个羌寨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更多的影响。有鉴于此，2009年8月份， CHP“阿尔村羌文化保护”项目开始招募志愿者。我有幸成为志愿者小组中的一员。
志愿者的甄选颇见心思。最终确定的人选，既包括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领域的专家，又有田野调查经验丰富、本身即为羌族的教育人类学研究新秀，还有熟悉影像记录的电影学院高材生。除这些在京志愿者外，CHP还联系到一位汶川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请他担任当地的项目负责人。虽然人数并不算多，但各位成员在研究领域上能构成一个较为完备的知识网络，从项目启动之日起即各施其长技，很快制定出一套专业而行之有效的执行方案；而悉心挑选的当地项目负责人，对汶川尤其是阿尔村的羌文化保护现状十分了解，与村民们相处融洽，在整个过程中，他对本次活动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四次志愿者正式会议也效率颇高。
2009年9月12日，我们的志愿者第一次全体会议在CHP的办公室召开。
第一次志愿者会议
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将阿尔村人视为项目的主体，引导、动员阿尔村人保护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这个理念（同时成为本次项目的完成方式）与那些已经出版的有关阿尔村的调查成果所依循的方法迥然不同，在以后志愿者们开展活动的过程中被一再提及，为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明确而有效的指引。
9月中旬，项目当地负责人来京进修。在CHP办公室，志愿者们见到了这位风尘仆仆的汶川文化馆馆员。在这个小小的欢迎仪式（同时也是志愿者第二次会议）上，大家讨论决定：由一部分志愿者组成“先遣小组”，在国庆节期间先行去阿尔村开展初步工作，为11月份小组全体成员之行奠定基础。
由3名志愿者组成的先遣小组于9月29日从北京出发，10月5日回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先遣小组撰写了一份内容详尽、图文并茂的《阿尔村羌文化保护项目首次考察报告》。
在第一次考察归来后，尽管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志愿者们还是通过网络通讯工具及邮件进行了交流，形成了两个版本的《阿尔档案》大纲，为以后发展村民志愿者提供大致的分组标准，并在10月24日举行的志愿者小组第三次会议上充分讨论。这次会议初步确定了《阿尔档案》大纲框架及第二次前往阿尔村的时间，并提出了为志愿者们设计徽章的构想，对汶川羌文化有深刻了解的当地负责人自告奋勇，承担了徽章的设计任务。
徽章很快设计出来并做好，古朴而端庄。
11月初，阿尔村的三位释比来京参加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佳能数字化保护成果展。为了与羌文化的传承人进行更好的沟通，志愿者们来到国家大剧院观看了这个成果展，并再次聚首CHP办公室，讨论了修订后的《阿尔档案》大纲，并与释比们一起草拟了一份《关于修缮阿尔村千年羌碉的吁请书》。
从志愿者的甄选，到几次会议的召集和项目实施方案的确定，再到经费的及时补给，CHP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们克服了自身的困难，最大限度地保证着志愿者项目的实施。每一位志愿者都能感觉得到CHP的友善和真诚，还有他们为着这完全的公益事业的热爱。
一、身先士卒的志愿者先遣小组
在我们全部7名志愿者11月12日前往阿尔村之前，一支3人先遣队已经于9月30日~10月5日先期进行了考察。志愿者们牺牲了自己的国庆休假，从阿尔村带回来许多十分有用的信息。我们其他几名志愿者对于阿尔村更加直观的了解，完全是从他们那里获得的。
先遣小组走访了许多村民，并发展了第一批村民志愿者。我们把他们叫做“核心志愿者”，他们不仅是整个项目实施的骨干力量，也是我们这些外来志愿者与当地村民之间沟通的桥梁。回京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先遣小组撰写了一份沉甸甸的《阿尔村羌文化保护项目首次考察报告》。这份考察报告并不是纯粹地为了完成项目的产出而呈递给资助方，它还有意识地为以后的活动总结了经验和教训，让我们对第二次阿尔之行以及项目的全面展开可能面临的困难在心理上做好了准备。先遣小组还注意到许多更细微却有可能影响活动效果的因素，为我们的第二次阿尔志愿者之行减少了许多麻烦。
二、无私的志愿者和积极响应的村民们
2009年11月13日，我们羌文化保护项目志愿者一行七人一大早就动身，先从成都坐巴士到汶川，再从汶川县城沿山路颠簸到了阿尔村。村民们因为跟先前的三位志愿者已经比较熟了，对我们十分友好。
“5.12”地震前，阿尔村包括巴夺、白家夺、立别和阿尔四个自然寨子，村民也就因此分为四个组。但地震中阿尔村遭到重创，不得不把白家夺和立别的村民搬迁到山下，这样村民就重新被划为三个组。我们寄宿在巴夺寨的余世华老伯家，紧挨余老伯家的房子外墙就是一条小溪。溪水淙淙，由西向东蜿蜒。阿尔村随处可见这样清可见底的溪流，水是由山上引下来的，不需要自来水，村民们的日常用水都可以满足。溪上架桥，方便村民们行走。有一些顺着山势往下的落差较大的小沟旁边会竖上一块警示牌，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出现过泥石流。村子里往来着背篓里装满土豆、海椒或者是石块、砖块的大人小孩，大多穿着羌服。地震过后的重建工作仍然继续着，一年的田间劳作也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候。大家都在忙碌着，经过我们的时候，或是善意的一笑，或是走上前来，一句“你们辛苦了”，让我们惭愧之余，还有一点暖暖的感觉。
接下来的几天都很忙碌。
（一） 拜访与发展志愿者为第一要务
头两天的安排大致是：白天去走访核心志愿者，晚上召开村民会发展新志愿者。得益于先遣小组第一次的考察成果，我们尽可能地逐个走访了“联系人名单”上的核心志愿者们。许多对阿尔村羌文化保护同样满怀热诚的人被追加到名单中，在“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羊皮鼓舞传承人”杨俊清的提议下，我们将当地非常难得的一位女释比和其他几位在村民中有重要影响的女性也发展为核心志愿者。这样的走访促进了与核心志愿者的沟通，也让我们尽可能多的了解到了村里的情况，对我们以后几天活动的开展帮助很大。
由于天气逐渐转冷，志愿者小组成员们讨论作出了一个决定：考虑到召开全体村民大会难度较大，改变原来在全村大会上发展志愿者、宣读修改《关于修缮阿尔村千年羌碉的吁请书》的计划，决定由我们这些志愿者小组成员依次去白家夺、巴夺和阿尔寨召集村民大会来发展村民志愿者，跟他们详细解释怎么记录和保护羌文化。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非常明智的——从15日开始，一直到18日我们第一批志愿者离开阿尔村，阿尔村的大雪几乎没有停过，整个羌寨都笼罩在一片白茫茫中，虽然壮美，却让原本就不擅长走山路的我们更加狼狈。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下召集村民们开会，且不论到底会有多少人愿意在大雪中站在阿尔小学的露天大操场上，住在山顶的阿尔组的村民们还得下山、上山，厚厚的积雪会给他们增加很多不便。而且，雪中的阿尔村开始变得寒冷起来，在户外召开村民大会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很担心村民们是否会如约出席：他们白天已经够忙了，晚上难得的的休息时间还要用来做一些几乎是纯义务的事情，毕竟，我们并不能直接拿出钱来帮助他们哪怕是修缮那座千年羌碉，而是希望他们采用传统的方式靠自己去维护和记录羌文化。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14~16日的四次志愿者会议都得到了村民十分热烈的响应，以至于我们带去的志愿者徽章和用于记录的本子、笔大大地不够了。出现这种情况是起初没有料想到的，幸亏有两位志愿者在凄风冷雪中及时赶到汶川县城，购置了几箱工作日记和水性笔，解决了燃眉之急。当他们在风雪夜色中身上落满厚厚的雪花、头上却冒着腾腾的热气出现在余老伯家时，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和村民都被深深地震撼了：要知道从阿尔到汶川县城一个来回即便在平时也要四个小时，何况是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而且他们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
（二） “让村民们自己记录羌文化”
这句话在每个可能的时机不断被志愿者小组的成员们重复着。
为了保证村民们能够以各种形式多维度地记录自己的传统文化，志愿者小组从北京带来了帮助村民记录羌族文化的DV、相机、录音笔、U盘等器材，这些都在第一次村民核心志愿者会议上交到作为阿尔村代表的村长和支书手中，由村里统一调配。
各项计划都在逐渐完成：修正了我们带去的《阿尔档案》大纲；记录内容被分成六块，据此产生了六位小组长，各自“认领”一块内容。没有互相推诿，没有漠不关心，所有人的考虑似乎都不在自己将会有多辛苦，而是怎样将这本书写得更好。是的，我想，假如当时你也同我一起站在火塘边，你会同我一样惊讶。男人们的衣服上还沾着白天盖房子时蹭上去的水泥，女人们黑红的脸庞上挂着一丝羞涩。现在，他们同我们一起，想为阿尔村做点什么，眼神急切，脸上有异样的光彩。
“让村民们自己记录羌文化”，首先需要保证村民们能够更充分地了解成为志愿者所要承担的责任。志愿者小组草拟了一份《阿尔羌文化保护志愿者承诺书》，凡是愿意成为志愿者的村民，都在这份承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同时，我们还带去了草拟的《关于修缮阿尔村千年羌碉的吁请书》。村民们都非常支持修缮羌碉，纷纷在吁请书上签名摁手印。
“让村民们自己记录羌文化”，技术上的问题也必须解决。虽然村民们对志愿者小组的摄影机以及带去的设备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村里只有很少几户人家有电脑，懂得如何使用DV、相机和录音笔的也极少；此外，如何保证记录的有效性，保证村民们真正理解自己所需要承担的内容，也必须予以考虑。志愿者小组安排了两名成员专门负责上述两个方面的培训：一位成员负责在村民志愿者会议和村民大会上，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大纲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记录方法进行一些必要的讲解；另外一位则负责对精心挑选出来的志愿者突击队成员进行影像和音像技术的指导和培训。每次会后，都有很多村民来询问大纲相关内容，总能满意地找到自己最想写的那一块儿；拍摄、录制则有更多人感兴趣，连村支书都忍不住报名，主动要求承担拍摄相片的任务。
（一） 风雪羌历年
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是羌族的新年——羌历年。按照羌族的传统，羌历年期间会举办一系列的祭祀和庆祝活动，但是地震后阿尔村由于重建家园任务繁重，还未举办过羌历年活动。我们志愿者小组有意在羌历年（今年是公历11月17日）前赶往阿尔村，希望能够看到村民尽快恢复这一古老传统。
虽然我们刚到阿尔村时，村长和村支书都认为今天办羌历年活动时间太紧、条件也不成熟，但村民们却非常渴望能够按传统举办羌历年活动，尤其是白家夺组，他们虽然被迫放弃了半山腰的老寨子，但希望能在废墟上举办这项活动。18日，志愿者们与白家夺组的村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羌历年。依然是漫天大雪，大家相互扶持着，来到他们往年过羌历年的老寨子的庙基所在的一小块平地上。村民们点燃了高高的柴堆，老释比敲着羊皮鼓开始唱起神秘的经文。虽然我听不懂羌语，但老人沧桑的脸和同样沧桑的声音，在厚重的羊皮鼓声中却显得那么和谐与美丽，鼓声与唱经声随着雪花飘散开来，火光映衬得大家的脸都是红红的。这些传承与守护着羌族传统文化的人们，正承受着现实的无奈——身旁是还未来得及收割的海椒，在大雪中瑟瑟发抖。但他们同时又是乐观而虔诚的，过年总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因为有一些不得不处理的事情，我们四名志愿者小组成员只能提前离开阿尔村。听说巴夺寨的羌历年十分正式、热闹，杀鸡宰羊、祭五岳、咂酒，一个也不能少。听起来就令人神往，而没有尝到传说中的咂酒也算是小小的美中不足。
（一） “留守三人组”
我们四名志愿者离开阿尔村后，另外三名小组成员继续留守。天气并没有好转，他们仍然要在风雪中与村民们一起筹备羌历年，完成预定的计划。不知道三人组有没有觉得孤单呢？肯定会有的。即便如此，当从北京回来的余正国等三名释比因为不能通车而不得不徒步上山时，我们的“留守三人组”中的一名志愿者，自告奋勇徒步下山，将他们由汶川县城接回阿尔村。我们志愿者的拍摄仍在继续，也从来没有忘记过在平时的交谈中教给村民一些记录的技巧。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不需要谁刻意去强调，为他们担心什么。我们的“留守三人组”，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一、关切羌文化保护：问与不问之间
就个人来说，这次阿尔村羌文化保护志愿者之行令我受益匪浅。但对于羌文化保护本身而言，仅靠 CHP“羌文化保护志愿者”项目的有限产出显然还远远不够。
（一） 非政府力量：CHP与香港红十字会
虽然是外来人，但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得到，阿尔村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村里随处可见砖瓦结构的新房，大人们的背篓里也常见满满的红砖。有的在建房屋，有一两面墙在地震中完好地保留下来，但后来补上的，是钢筋和红砖。虽然传统的石头与黄泥混合的结构似乎成本更低，但是因为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或者搬到县城里居住，再加上大片的海椒和土豆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村子里的劳动力十分缺乏——石头需要从山上一篓一篓地背下来，而红砖直接联系好卖家就可以送到村头，传统的建筑方式在工业社会的快捷与便利面前似乎永远都那么容易被放弃。
我想CHP及时组织大家做这个羌文化保护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赶在这个村子的古老传统被破坏和放弃之前把它们记录下来，保存下来。不仅仅是CHP，还有很多非政府机构也关注到这种改变。香港红十字会在地震后很快来到阿尔村考察，要求村寨里每户都要按照比较传统的方式修建房子，但中间要加入钢筋水泥，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增强抗震能力。如果达到要求，每户就能得到2万五的资金捐助。于是，很多村民按照传统的方式开山取石和以黄泥作材料。传统对于他们而言，其实是难以割舍的，只要能够多少分担一些成本，他们也还是会选择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技艺。
（二） “历史文化名村”与海椒的命运
在拜访村长和支书时，我们得知阿尔村正在申报阿坝羌族自治州的历史文化名村，如果能通过检查，阿尔村将获得数额不小的一笔建设资金。村长和支书正为应付检查忙得焦头烂额。乡里的要求是，到11月20日止，所有的帐篷和建筑垃圾都要消失。于是，在阿尔村的六天里，我们一天到晚总能闻到垃圾塑料被烧焦的味道。而且，仍然有很多帐篷都没有拆除，很多村民的房子都没有建好。我曾经跟着一位白家夺的娘娘走进一个帐篷，一对年轻夫妇正在里面吃早饭：一大碗面条。为了建房子，本来在县城开车的丈夫将租来的车转给别人，但时间仍然不够。既想要争取到香港红十字会的捐助，又不得不服从乡里的命令。到时候怎么办呢？“先搬到已经盖好的一楼堂屋，到时再说”。
乡里的愿望也许是好的，在他们看来，这是赐给阿尔村的一个机遇，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资金发展自己。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理会他们所设定的标准的实现方式，哪怕那些垃圾和帐篷被堆在一起烧掉的刺鼻味道弥漫在阿尔村的青山秀水间。他们也许更不想理会在这个时候抢修道路对阿尔村造成的影响，因为修路必须封路，而村民们辛勤劳作丰收在即的海椒就只能任其冻在地里。
（三） 村民：对象还是主体？
早在地震前，因为完好地保存着羌族古老而独特的传统文化，阿尔村成为许多民俗学家、社会学家及社会活动家们研究的样本。不断地有人来到阿尔村，考察、访问、拍摄，阿尔村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看着那些“城里人”来到自己家中，对自己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平时所吃、所穿、所说和所诵的东西有了另外的价值。儿童合唱团在全国各地演出，羌绣、羌笛甚至释比的表演也能在北京、深圳看到了。但是，在以往的关于阿尔村的记述和展出中，阿尔村人只是被考察和记录的对象，其中难免会有一些不真实和被曲解的地方。
我们的“阿尔村羌文化保护志愿者”项目在极力淡化这种外界的影响力。对于阿尔村，我们是关切的。但我们不愿看到这种关切反过来加速古老的羌文化特征的弱化。我们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提问和引导不那么主观，而是听村民们讲述。村民们才是整个项目的主体。也许他们的文字不够华丽流畅，拍摄的DV没有那么尽善尽美，相片并非工整鲜亮，录音笔里录制的释比们关于羌文化的传说带着浓浓的川西口音，但这才最接近真实的阿尔村，是村民自己眼里、口中、心上的阿尔村。我们志愿者小组仅仅是辅助者，给他们提供一种思路和框架的参考，教给他们一些拍摄、录制的技巧，在后期对录像、图片、录音和文字进行整理。
明年的某一天，他们还会收到从遥远的北京带过来的一摞摞《阿尔档案》，作者是：阿尔村人。
不知道当他们拿着沉甸甸的书翻看时，是否还会记得有这样一群从北京来的志愿者，他们曾经沿着通往阿尔的山路蹒跚而行，下山时十分笨拙地任及膝深的雪灌入裤管和鞋子，但却带着一颗颗最渴望了解羌文化的心，围坐在四壁乌黑的火塘边，在小溪哗哗的伴奏声里，听他们讲述有关阿尔村的传说与故事。
（郭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08级法律史博士研究生，“阿尔村羌文化保护”项目志愿者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