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刊载于《世界建筑》2022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of Beij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摘要：北京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首都。本文基于首都职能分析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特征，结合历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对名城工作的要求，对名城保护与首都发展的关系进行解析，提出围绕新时代首都发展推进名城保护工作，应当做到名城保护格局和首都功能布局有机统一、名城保护管理和首都城市治理相辅相成、名城保护利用传承与首都高质量发展互为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首都行政中心建设布局落位北京老城，古都与首都也在这里交汇融合，保护与发展成为今后首都建设的重要议题。“十大建筑”、天安门改扩建等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不仅展示了新中国首都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更是围绕北京老城保护进行的基于实际、因地制宜的改造实践。1982年2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包括北京在内的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拉开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序幕。这对北京老城的保护与首都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此，名城保护有了法定身份，并深深印在首都的城市发展战略中。进入21世纪后，随着历史文化街区、优秀近现代建筑等保护对象的确立以及各类法定保护规划、保护法规的编制出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进入更加深入、系统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历史文化保护利用传承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014年、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曾两次视察北京并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明确“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在此背景下，推动名城保护与首都功能融合发展成为新时代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方向。北京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具有700,000年人类文明史、3000余年城市建设史、870年都城营建史以及百年党史，呈现出鲜明的文明延续性、文化多元性、价值突出性、遗产密集性和类型丰富性等特征。而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能够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源于其“都”的身份。自金至清，全国最精华的文化资源集聚于北京，从都城营建到文化礼教，无一不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发展至极致的体现（图1）。时至今日，作为国之首都，北京首当其冲地成为直接见证新中国成立与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征程的最典型区域。
建首善自京师始。首都北京的各方面工作都具有代表性和指向性[1]，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以首善标准形成了完整的保护管理体系、保护对象体系和保护规划体系。在保护管理方面，北京结合地方实际，陆续出台了百余部与历史文化保护相关的各类地方性法规、政策性文件，是最早建立专家顾问小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议事协调机制的城市之一，在探索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管理机制始终走在前列。在保护对象方面，北京是全国最早开展文物保护区划管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城市，其整体保护的理念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进一步扩大了历史文化保护的时空视野，提出“四、二、三、十一”的保护体系，将名城保护的范围拓展至京津冀，并以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统筹市域保护，大大丰富了保护对象类型，实现应保尽保（图2、3）。2 “四、二、三、十一”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3 市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结构规划，来源：《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在保护规划方面，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体系包括“市—重点地区—街区（村镇）”的三级规划和“保护规划—保护发展规划—特定类型规划”的三类规划，实现了规划定位贯穿始终、规划框架上下贯通、规划层次相互对应，并与国土空间规划全面对接融合，为新时代北京名城保护的实施奠定基础（图4）。纵观历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北京老城的保护与发展一直是规划编制的重点。从1950年代的“改建扩建、保留发展、打破束缚”，以改造老城为主导的规划理念，到1983年总体规划的“保护、改建、创新”、1993年总体规划的“整体保护”、2005年总体规划的“保护与复兴”、2017年总体规划的“全覆盖、更完善”，从文物保护到整体保护，从整片改造到“老城不能再拆”，从老城拓展至市域，从保护到传承，名城保护理念和实践不断深化，首都实现了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回溯北京旧城1）的保护格局，在1950年代就已经初具雏形（图5、6）。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城市规划草案要点》、1958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的编制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夯实了重要基础，如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中轴线和长安街的拓展延伸、“凸”字形城廓和棋盘路网格局的延续、河湖水系的整治和公园绿地的增加等[2]。这一时期，首都规划的重中之重就是旧城，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首都建设最紧迫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更新和改造旧城主导规划，保护认识也更多地集中于“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历史城市的保护和首都建设总体呈现“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的状态。5 北京市规划草图——总图（1954年修正稿）,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提供6 北京市总体规划方案（1958年9月），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提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颁布的第二年，即198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获得党中央、国务院批复。规划在明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地位的同时，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首都建设经验，考虑旧城改建与古都风貌保护的关系，对保留、继承和发扬文化古都风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此，首都尤其是旧城地区的规划建设，考虑的重点要素就是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做好结合。1993年总体规划、2005年总体规划进一步对名城保护的思路和理念进行了提炼和整理，尤以“旧城整体保护十重点”为基础，系统性地提出了名城保护规划的内容，奠定了名城保护的根基，直至今日仍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图7）。这为处于日新月异、不断完善中的首都，开展旧城保护工作提供了最直接的保障，名城保护与首都建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2017年，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获批。规划将持续近70年的“旧城”改称为“老城”，一字之差充分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延续和对城市发展规律更深地认识[3]。规划强调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作用，明确名城保护同样是首都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8年-2035年）》获批（图8）。批复中指出：“要深刻把握‘都’与‘城’、保护与利用、减量与提质的关系，把服务保障中央政务和治理‘大城市病’结合起来，推动政务功能与城市功能有机融合，老城整体保护与有机更新相互促进”[4]。名城保护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能和要求，与首都发展交相呼应、融为一体。8 首都功能核心区空间结构规划图，来源：《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从新时代首都发展的视角去重新认识名城保护，就是要将首都发展与名城保护进行一体化考虑，处理好“首都”与“古都”的关系，围绕首都功能的完善来推进名城保护，以名城的高水平保护利用，服务保障首都功能，在空间上、管理上和功能上实现名城保护格局和首都功能布局有机统一、名城保护管理和首都城市治理相辅相成、名城保护利用传承与首都高质量发展互为支撑的理想态势。长期以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都是以老城为重点谋划全域保护格局，2017年，总体规划基于首都功能布局的视角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重新认识，将三山五园地区纳入，与老城共同构成同等重要的两大重点保护区域。三山五园地区和老城在历史上通过水陆御道相通，布局上相对相连、规模上相近相当、功能上相辅相成，是传统历史文化与新兴文化交融的复合型地区，是国家历史文化传承的典范地区。2020年9月，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入选国家首批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截至目前，三山五园地区积极推进疏解腾退、环境整治，大尺度绿色空间不断绵延，京西稻田历史景观再现，玉泉山地区循环水网连通，山水田园的历史风貌逐渐恢复。在两大重点地区以外，中轴线和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所在的两轴地区同样呈现了首都与名城的双重特征，既是首都功能的重要承载，也是中国古代建设和近现代建设集大成的精华所在（图9）。1964年《长安街改建规划方案》提出“现代化、民族化”的建设原则，1985年《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规划综合方案》明确长安街“主要安排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机关，重要文化设施和大型公共建筑。要继承和发扬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优良风格和建筑艺术传统，并力求有所创新”的建设要求。2017年，总体规划进一步确立了长安街政治文化轴线的定位，要集中展示大国首都形象和中华文化魅力。与之相对的中轴线及其延长线则是北京的历史文化轴，如今，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作为老城整体保护的重中之重，已成为带动老城复兴的重要抓手，古都历史风貌得以大幅改善提升。以央地协同为代表的首都特色文物腾退保护新路径，促进了太庙、社稷坛、天坛等一批重点文物修缮、腾退，不仅实现了过去几十年来名城保护关于重点文物腾退的美好期待，更为首都功能布局优化调整腾挪空间。影响景观视廊的多栋超高建筑实现降层，在恢复历史景观的同时，实现了功能疏解，促进了减量发展与老城保护双重目标的实现（图10）。10 中轴线超高建筑降层前后，鼓楼南望景山万春亭视廊景观对比，叶楠 摄（左），廖正昕 摄（右）以高位统筹加强保护力度，实现首都规划与名城保护管理机制相统一。1982年，为进一步加强对首都规划建设的统一领导，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2017年，总体规划提出：“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是首都规划建设的决策机构，规划执行中遇有重大事项，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5]，明确首都规划权属党中央。2021年，重新修订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明确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纳入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工作体系”，从体制机制上明确名城保护也是首都规划建设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二者管理体制机制的高位统一。以法规引领强化法律地位，实现名城保护有法可依、依法执行。如前文所述，为适应新时代名城保护的发展要求，2021年，北京市重新修订《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以构筑名城保护治理体系为重点，提出了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全过程保护、全社会参与的保护利用新要求，形成了新时代名城保护的纲领性法规文件[6]。加之此前于2004年颁布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19年颁布的《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修订的《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2022年颁布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北京已经成为全国名城保护地方性法规最多的城市。以人为本深化保护内涵，促进人居环境改善。名城保护成效的提升不仅在于保护对象数量的多少，更在于居民生活的改善情况。为落实“老城不能再拆”，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提升生活品质，北京进行了不断探索和实践。2019年6月，菜市口西片区启动了“申请式退租”这种全新的腾退模式，由平房直管公房居民自愿向实施主体提出退租申请，经营管理单位收回直管公房使用权，实施主体予以货币补偿，退租居民可再申请其他共有产权房或者公租房。2021年12月，北京市发布《关于核心区历史文化街区平房直管公房开展申请式换租有关工作的通知》，在“申请式退租”的基础上增加了“申请式换租”模式作为补充，两种方式并举，租售联动，为居民改善生活条件提供更多选择。不论是“申请式退租”还是“申请式换租”，其核心就在“申请”二字，从“要我如何”到“我要如何”，既是名城保护内涵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根本性转变，又是适应名城保护新时代治理体系的创新举措。以社会共治推进保护实施，凝聚更多保护共识。一是提升专业力量储备，请专业的人帮着干。2019年5月，北京市发布《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责任规划师成为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帮手；二是培育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让爱好的人学着干。2014年9月，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成立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推动居民参与安排家门口的公共事务。2017年1月，西城区发起了针对“名城、名业、名人、名景”保护的“四名汇智”计划；三是鼓励社会资金参与，让有能力的人扶持更多人。2018年7月，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和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推动成立了中社社区培育基金，成为国内首支从城市更新视角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专项基金。2019年12月，全市首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基金——北京京企中轴线保护公益基金会成立；四是注重教育培训，让希望的种子广泛扩散。自2014年起，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陆续开展了“规划进校园”“名城青苗大讲堂”“我们的城市——北京青少年城市规划传播计划”等系列名城保护教育课程。2022年4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支持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合作开展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教育模式创新与实践推广”项目，向青少年传播名城保护理念。绣花功夫复兴街区活力。文化底蕴是街区活力的内核，历史风貌则是街区活力的外因，要复兴街区活力，内核与外因二者因素缺一不可。2012-2018年，杨梅竹斜街通过社区共建、智慧改造、产业引导，形成居民、社区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可持续区域改造，打造大栅栏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示范。2015-2019年，通过对雨儿胡同腾退后的院落改造，用于补充基本生活配套设施或者引入新居民、文创产业，创新形成“共生院”保护模式。2015年，“白塔寺再生计划”改造方案启动，全面营造融合传统、创意、时尚的新文化街区。自2017年起，核心区开展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再现传统胡同清朗历史风貌。2018年，法源寺街区更新计划启动，创新探索首个参与式营造可持续街区的老城更新模式。2018-2021年，崇雍大街整治提升工程陆续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旧砖瓦和老构件，“文风京韵、大市银街”风貌再现。2020年，鼓楼西大街整理与复兴计划立面提升工程完成，变身“稳静街区”。如今的北京老城摒弃了过去“穿衣戴帽、涂脂抹粉”的大规模运动式整治，采取“绣花功夫、公众参与”的模式，使老城保护真正实现由表及里、由改造空间到改造生活的转变。腾笼换鸟焕发古建新生。保护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利用，利用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传承，“保护利用”一词已成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的“热词”。文物空间变身文化空间、历史建筑变身创新空间，一处处百年古建重新焕发生机。2021年，北京市推出“会馆有戏”“北京古建音乐季”等系列演出，正乙祠、钟鼓楼、智化寺等各具特色的知名古建成为演出场地，创新了活化利用方式。2021年4月，西城区首批6处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招标落锤，成为国内首次通过产权市场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活化利用的积极尝试。同年10月，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获国际奥委会批准正式落户石景山首钢园区，通过对工业遗存存量利用，以工业建构筑物改造为优先，首钢园区成为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总部及赛场，为全球范围内的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树立了典范。革命文物赓续红色血脉。1982年，国务院公布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通知中指出：“北京，有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重要革命和历史文物”，革命文物承载的红色文化一直以来都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价值内涵的重要组成。2018年起，北京市出台系列文件，以重大历史节点为坐标，推动革命文物片区式、主题化打造。2019年9月，中共中央香山革命纪念地修缮完成后对外开放。2021年3月，北京市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同年6月，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等31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完成修缮并向社会开放。红色文化的大力弘扬不仅带动了革命文物地集中连片整体保护提升，更以点串线、连线成片，带动沿线遗产保护与利用、街巷空间整治和公共空间优化。首都发展和名城保护是北京的两大历史使命，站在新的历史阶段，需要将二者要求进行统筹、协同共促，不断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大国强国首都的美好蓝图。□1）北京旧城，现为北京老城。为保留时代特征，作者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保护名词未做统一更改。[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北京篇章——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07-04)[2022-10-13].http://www.beijing.gov.cn/ywdt/yaowen/202207/t20220704_2761716.html.[2]名城保护研究小组.行而不辍·守正创新——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城保护工作四十年掠影[EB/OL].(2022-10-08)[2022-10-13].https://mp.weixin.qq.com/s/HKnpwXddRIC-p0nOgNnoTw.[3]施卫良,文爱平,施卫良:谱写“中国梦”之北京篇章[J].北京规划建设,2017(06):190-193.[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对《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的批复[EB/OL].(2020-08-27)[2022-10-13].http://www.gov.cn/xinwen/2020-08/27/content_5538010.htm.[5]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92-93.[6]刘健,叶楠,辛萍.擦亮历史文化金名片 开启名城保护新征程——新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解读[J].城乡建设,2022,(01):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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