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天下之东海神庙

图1（实景）

图2 （网络照片）                                    图3 （网络照片）

在山东省莱州市，有个在当地很有名的东海神庙，每年正月十八、四月初三、六月十三、十月初三，周边的老百姓都聚集在这里举行一年四次隆重的庙会。正月十八出鱼日，渔民们祭祀祈求海神保佑一帆风顺满载而归，四曰初三海神庙生日，六月十三是一年中重要的求雨日，十月初三是一年最后如庆丰年般的祭祀活动。

“正月十八，海庙万树芽始发，春风百帆遍天涯；四月初三，春潮如烟，百鱼上滩；六月十三，求雨祭天，雷公闪电；十月初三，秋风肥蟹到海边，斜阳鱼虾满船归。”

图4 （网络照片）                                图5 （网络照片）

这个摧毁于民国时期战火中的神庙，虽然现在只留下遗址残垣断壁和建筑碎片，但翻开它的历史，却发现这是一个与自古享誉中国的孔庙、岱庙并称的存在。

在《山左郡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甲天下者有三，兖曰阙里，济曰泰山，莱曰东海，阙里为民生未有之圣，泰山为帝王首巡之地，东海为万壑朝宗之墟，三者甲天下”；泰山灵岩寺嘉靖年间的归德、凤阳等府州香社施财记碑又有记录“尝谓天下之山而泰岳其宗，天下之水而东海其会，天下之人而孔子其圣，山东则兼有之”。其中，东海神庙寓意为“海晏河清”，曲阜孔庙寓意为“利济万民”，泰山岱庙寓意为“国泰民安”。所以自汉代到清朝，神庙、孔庙和岱庙都备奉为关系天下太平江山社稷的国家祭祀之地。

图6 东海神庙柱础

图7东海神庙残墙

图8 东海神庙瓦件

图9东海神庙石碑

一、海神的传说

悠久的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各种民间传说、神话与历史记录编织成这个民族异常丰富的历史文化。仔细追溯，中国的神与神话又有其独特的发展过程。殷商之前神与民同存世间，有诸多神的存在，而殷商尤重鬼神与占巫祭祀，随着殷朝灭亡，中国的神话逐渐转变成为与古代圣王有关的政治、道德规范传说物语。愈到后代，神更人格化、世俗化，被赋予人的形象、名讳、性格甚至亲属关系，秦汉之后世俗帝王更有给神加封的至高权力，民间自发信奉的神如果香火旺盛深得人心有时也会被朝廷册封为正神，在中国古代神与神祭也成为统御天下的重要内容之一。

远古时期，人类对各种自然现象充满敬畏，形成了早期的原始崇拜。《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这些自然现象中，水是极为特殊的存在，其是先民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早期的聚落也往往伴水而生——充沛适量的雨水可以带来生命的繁衍、农作物的丰收；而泛滥的水则会带来灾难，出于对水的力量恐惧，产生了对水的原始自然崇拜。

“水大至海而极，从古皆言四海。”（《古今图书集成》）。在 《荀子·王制》中曾述:“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富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草兽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去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四海神形象最早见于《山海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虢。黄帝生禺䝞，禺䝞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䝞处东海，是为海神。”“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

先古时期尧、舜礼秩山川，禹定九州治水，导万川入海，而海纳百川，蓄盈不溢，故生敬仰，望秩遥祭，渐成定制。先秦之前，从王侯“三望”（祭泰山、河、海），到后世“四望”（祭日、月、星、海），望祭（即面向该神的方位行礼致祭）海神一直位列其中。

秦汉以后四海海神在历朝历代中屡有加封，具有了特殊的政治象征性。

唐玄宗之时钦定四海为王，定东海为“宗都”。其有诏令：“惟天宝十载，岁次辛卯，三月甲申朔，十七日庚子。皇帝若曰 ：于戏，四瀛宅日，百谷称王。望祀之礼虽申，崇名之典犹缺。惟东海浴日浮天，纳来弘往，善利万物，以宗以都。朕嗣守睿图，式存精享，神心允穆，每叶休徵。今五运维新，百灵咸秩，思崇封建，以展虔诚，是用封神为广德王。其光膺典册，保乂寰宇，永清坤载，敷佑邦家，可不美欤！惟南海荡涤炎州，包括溟涨，涵育庶类，以成厥德。惟西海泛滥，疏名清晏，表德成兹润泽，奠彼金方。惟北海限蛮阻夷，实资坎德，含奇蕴粹，实为天池。其礼如东海。命卢从愿等祭岳渎勅。令工部尚书卢从愿祭东岳……右庶子何鸾祭东海。开元十四年正月。”（《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四《册东海神为广德王文》）

唐玄宗时，诏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

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诏天下五龙皆封王爵。封青龙神为广仁王，赤龙神为嘉泽王，黄龙神为孚应王，白龙神为义济王，黑龙神为灵泽王。

清雍正二年敕封四海龙王之神，东曰显仁，南曰昭明，西曰正恒，北曰崇礼。

至此，“海神”变“龙王”，政府意志与民间信仰取得了一致。

二、东海神庙的历史

海神传说最早起源于山东，莱州历代府志记载了古人祭海的历史可上追夏商周，“三代圣王，已行祀礼”。先秦之前，王侯“三望”，祭泰山、河、海，进而到“四望”，祭日、月、星、海。秦朝秦始皇东巡，亲祀海上。秦汉之时，国秩祀典已成体系。受中国海陆地势和四方方位的影响，黄淮海平原的先民对其东部的海洋认识较早；同时，由于古代都城皇权皆在北方中原一带，与东海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四海之中，古人尤重东海。作为祭祀岳镇海渎的一部分，历代祭祀东海神是属国家吉礼的中祀。而在山东半岛近海的地方，出现了最早的海祠和东海神祠。随着历代帝王对海神祭祀的重视，东海神庙的规制和称谓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海水祠、东海祠、海神祠、东海神祠到东海神庙。

东海神庙自隋唐以来一直是国家的主祭海神的场所，供奉东海之神广德王，是皇帝册封王爵的国家级祀典神庙，其祭祀仪式由朝廷指定官员主持并宣读祭文。隋唐以来这已成定规。所以从隋唐开始虽然山东海疆的海神庙很多，但一般均供奉东海之神，东海之神在山东区域被奉为海神中最高之神。

根据碑记、府志、祭文等明确资料记载，历朝官祭东海 126 次：其中，唐朝 2 次，宋朝 5 次，元朝24 次，明朝 46 次，清朝 46 次，民国 3 次。

图10 清乾隆掖县志插图

三、海晏河清东海神庙

内含天下--东海神庙兴盛的文化内因

中国大陆先民“内含天下”意识的出现是先秦时期出现“三望”等祭祀山海礼仪的宏观背景。《尚书·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尧、舜礼秩山川，禹定九州治水，导万川入海，而海纳百川，蓄盈不溢，故生敬仰，望秩遥祭，渐成定制。在《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一书中，赵汀阳先生认为，三代（夏、商、周）时的中国是一个“无外”的天下，即一个可以“容纳世界万国的天下体系”，那时的“中国”虽然在地理上仅仅是东亚的一部分，但却被构想成为一个“世界”，以“世界性的格局”而存在。三代中，夏、商应具备了关于天下的想象和视野，而周代则是将这一构想设立为秩序，所谓“封邦建国”。在这一时期，所有人们可以观潮到的山河湖海等自然要素均被纳入到这一想象的系统中，君王以望祭的方式完成了对四方山水的祭拜和连接。

秦统一中国后，新政权对主权宣誓的需求是该时期海神崇拜被政府重视的主要因素。秦早期只是周代列国中的一员，后来在与游牧民族（戎）的战争中逐渐强大，但其自身文化也被游牧民族所影响，在秦的历史中，常被冠以野蛮或者“非诸夏”之名，如魏国信陵君曾言“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战国策》）”。然而，正是秦这样一个被认为缺少礼仪教化的国家能够最好的接受法家的主张，进而完成政治及军事体制改革而统一“天下”。秦完成的大一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状态，也是超越认知的，秦统一的是一个“内含天下”秩序的“国家”，所谓“以天下之意而行一国之实”，故尽管秦之版图远不及后世的大一统政权，但其“格局”确是环顾无边四方。秦始皇为宣誓国家统一，推行“度同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始皇本人也数次东巡，并亲祀东海。因此，对东海神的遥祭变成亲巡祭祀，也是秦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走向大一统的一个重要标识。

隋唐时期，中华民族成为“天朝大国”，国力的强盛以及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中国在国外政治影响的扩大，也对这时期海外交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海丝之路”业已成熟，至今在一些国家中国人仍被称作为唐人。唐代的开放源于“大民族”观，初步形成的“华夷一家”的观念，不仅超越了前人，对后世的华夷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既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又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地吸收外来文化。唐代山东半岛不仅是连接唐朝与朝鲜半岛和日本重要的出海口，而且是通往渤海湾和广州福建沿海各地的停留港口，因此山东半岛成为北方日本、朝鲜等国中华文化的交流中心。国富民强，渔业、航海与海洋贸易日益发达，更促进了老百姓对保一方平安的海神的敬畏与崇拜。国家对四海的祭祀更为隆重，唐玄宗册封四海为王。根据《旧唐书》记载：唐天宝十载（唐玄宗时期），并封四海为王，以东海为广德王，遂遣太子中允李随往莱州，取三月十七日一时礼册，代祀东海。山东半岛的东海神庙祭祀成为国家祭典。

宋代时中原已有逐步式微之迹象，北方的契丹人、党项人以及后来的女真人接连出现在帝国的疆界，并在与北宋的军事冲突中屡屡获利。在宋与辽的外交信函中，出现了“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的用语，宋、辽合约之后，史料记载中不断出现“勘界”之举，“天朝大国”观念面临挑战。但尽管出现了“敌国”的概念，宋所占据的中原依然是东亚最具有神性的区域，代表着最先进的文明以及“正统”所在，对异族的贬抑和抵制体现在革新的儒家学说中，“正统论”、“攘夷论”、理学的“天理”、“道统”之说均试图重新建构中原文明的中心地位。如理学家石介所著《中国论》中有：“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是“戎狄志态，不与华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汉书》）”观念的进一步强化。在这一背景下，宋代政权册封四海神也成为维护其正统地位、宣扬主权的具体途径。《宋史·礼志》中记载：“立春日祭东海于莱州，立夏日祭南海于广州，立秋日西海就河中府河渎庙望祭，立冬日北海就孟州济渎庙望祭。”

元、明、清的“大一统”时期，“天朝大国”的观念占据主导，对东海神重视的出发点与前朝相仿。此时的中华帝国尽管是以陆权为主，但海权意识开始显现。永乐时期，郑和提出: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嘉靖年间，江浙巡抚胡宗宪总结抗倭的成败得失，提出“经略海上，区画周密”，均展现了该阶段海权意识的萌发。从元到明清三个朝代，对海神庙的频繁祭祀应与海权意识的出现有关。据《掖县旧县志（中册）》记载，元明清祭祀、修建东海神庙达116次，其中元代24 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加封“广德灵会王”，并遣官祭东海。明代46 次。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修海庙，三年六月初三，下诏除前代封号，称“东海之神”，遣官祭东海。清 46 次，雍正四年（1726年）诏封“东海显仁龙王之神”。

莱州---寻仙修行，文兴之地

图11 帝王寻仙图（莱州市博物馆）

秦始皇、汉武帝一统天下后，为宣誓主权，昭示“家天下”，多次东巡，并留下很多民间传说。相传他们都曾到过莱州寻仙问药（图11），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出海求仙活动，祈求长生不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屡次东巡，“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祀阴主于三山（近莱州三山岛）。汉武帝十次登泰山，六次封禅，六次临海，期中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到东莱，著名的方士栾大得宠时“配六印，贵震天下”，汉武帝甚至将公主下嫁，妆奁甚厚。方士地位高涨，求仙风气盛极一时。

魏晋时期，《郛休碑》位列西晋三大名碑。北魏时期郑道昭任光州刺史时，率僚属在云峰山、大基山、平度天柱山组织刊刻了《郑文公下碑》等30处摩崖刻石（图12），皆为后世书法珍宝。

图12 莱州石刻艺术（美篇——魏碑奇珍《郑文公碑》）

莱州佛教传播也十分盛行，遗留大批摩崖和单体造像，造型优美，比例匀称，现存有大基山摩崖造像、云峰山摩崖造像，为莱州的石雕艺术的渊源，提供了实物见证。

莱州一带是全真教的发祥地，是全真教领袖活动的重要场所。金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到胶东传教，在宁海（今牟平）全真庵创立了全真教，教旨以“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为真功；“济负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功行俱全，故名全真教。王重阳座下弟子众多，其中，刘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莱州城东武官村人，生于大定金皇统七年（1147年），嗣任全真第四代掌教，亲建并主持灵虚宫（图13），开凿了道教两大石窟之一的神仙洞。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刘处玄掌教，金章宗派派使者将刘处玄接到中都（今北京），居天长观，奉若上宾。后于大基山道士谷中敕建先天观，从此全真教香火大盛。

王重阳另一位弟子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属山东)人。重阳死后，他潜修于龙门山，形成龙门派。元太祖成吉思汗闻其名，自乃蛮(今蒙古境内)派使者召请，丘处机率弟子18人从莱州出发，跋涉万里，历尽艰难，两年后抵达西域大雪山。太祖问他如何治理天下，他回答应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回答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礼遇甚隆，尊为神仙。全真教是金元时期中国北方声势显赫的最大教派，曾经成就了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其“三教合一”、“性命双修”的思想至今仍在道交界和哲学界有着重要影响。

图13 灵虚宫遗迹（莱州市民之家）

秦汉时期的寻仙文化、魏晋时期的书法文化、金元时期的道教文化与东海神庙祭祀文化积淀了莱州上千年的文化兴盛。

水陆兼济，海运发达--促进东海神庙日益兴盛

中华民族内含天下的文化思想与东海神庙所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历朝历代成为日趋重要的国家祭祀之地，而当地经济海运的发展又为神庙绵延兴盛发展提供雄厚的经济保障。

渔盐之利

莱州地处山海交汇之处，自古以来即是渔盐之地。《尚书·禹贡》中谓“青州”为“厥⼟⽩坟，海滨⼴斥。厥⽥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菜夷作牧……厥贡盐、絺、海物，惟错”。春秋管仲相齐时，“齐通渔盐于东莱”（《国语·齐语》），这使得东莱盐业有了更大发展，齐国因渔盐之利而富强。除此之外，在《管子·地员》、《史记·货殖列传》、《盐铁论·刺权》等典籍中也都说齐地多渔盐之利。据《汉书·地理志》等记载，汉武帝时在全国（产盐区）27个郡的37个县内设置了盐官，东莱郡五县均设有盐官（图14）。

图14 莱州三山岛出土的汉代右盐主官印（莱州市博物馆）

冶铁与精耕

得益于汉代冶铁技术的普及，莱州自古也是精耕细作之地。

汉代时，中国的铁器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图15），在军事和民生均举足轻重，汉武帝时逐收归官营，设铁官。其中，山东境内设铁官13处，于东莱郡设有铁官。汉代炼铁竖炉与现代炼铁高炉原来基本相同，采用皮囊鼓风，这种冶铁方式的出现早于欧洲1000多年。铁器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汉代农业在犁耕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进步，犁铧出现了功能上的细分，按照农耕目的选择不同的犁铧式样（图16）。犁铧的重大改变还包括犁壁和犁箭的发明。犁壁可以将土翻转，犁箭可以控制犁地的深度。正是这些发明的基础上，汉代农业尤其是莱州农业进入了精耕细作的时期，奠定了随后2000多年农业发展的基础。

渔盐之利和铁器的发达使莱州经济地位大幅提升，经济贸易活动频繁，成为“水陆兼济”的富庶之地。

图15 汉代冶铁图（莱州市博物馆）           图16 汉代耦犁二牛三人图（莱州市博物馆）

发达的水陆交通

                        图17 隋代军队从莱州出征高丽           图18 莱州在元代漕运与海运中的位置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莱州是内陆与胶东半岛联络的枢纽，其地理位置至关重要，“自古海道有事，登莱为必出之途，而密迩辽左，尤为往来要津”。

从商周时期就开始了与朝鲜、日本的贸易往来，“海上丝绸之路”，隋唐时期已经十分繁荣，莱州作为山东半岛的中心城市，成为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重要港口。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等产品与造纸、冶铁、丝绸等技术经莱州传往朝鲜、日本。新罗商人、日本“遣唐使”和学问僧侣也由此登陆，转赴长安及中国其他地区。莱州港承载着对外海上交往和海上军事的双重使命。隋大业七年，隋帝在东莱海口督造战舰三百艘，远征高句丽，即从莱州出征（图17）。

《唐史》记载：“贞观二十二年，将伐高丽，诏剑南大治船舰，储粮械于三山浦及乌岛。”明代，朝鲜使团亦途径莱州。另据《莱州府志》记载：“三山岛，在莱州府西北六十里，三山下，自长山岛至此二百余里，岛下可容船五百余只，西抵天津，东收旅顺，一水平洋，北海之要地也”，可见莱州海事之繁盛，而向海洋探索的脚步也是东海神庙得以兴盛的契机（图18、图19）。

图19 莱州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莱州市博物馆）

在历史长河的一两千年里，东海神庙一直是古代中国疆域的守护者，是国家祭祀的重要场所。虽然神庙建筑不幸在民国战争中被摧毁，但其绵延千年的文化却一直驻留在这片土地与老百姓的生活中。留存的东海神庙（遗址）格局完整，反映出的建筑布局空间格局富有特色，建筑（遗址）反映了国家自然神祭祀建筑格局，为研究和认知其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见证。

第一作者：程建军｜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设计研究所

整理者：陈颖

整理机构：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