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2003年在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注册的民间公益组织,我们的宗旨是帮助居民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保护与公民社会建设、少数民族文化复兴和媒体动员是我们的主要工作领域。

2017年捐款明细

2017年1月

捐款人

安丽明女士

彭彦杰先生

郑国器先生

高成建先生

梁周洋女士

捐赠人

梁周洋女士

王南先生

魏立中先生

杨亦先生

黄鑫鑫女士及友人

赞助方

前门Capital M餐厅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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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小径项目——用脚步感受老北京

从江档案项目

孟连手工编织振兴项目

阿尔村羌文化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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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敦煌莫高窟遭遇旅游投资公司经营开发

敦煌莫高窟,于1961年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87年被列为首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意味着敦煌莫高窟受到了中国法律最为严格的保护;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意味着“竭尽全力”保护敦煌莫高窟,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简报记载:“莫高窟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第一、二、三、四、五、六全部六条标准;主席团提请中国当局注意,这一文化财产(壁画)面临危险,必须特殊保护。”
实际上,敦煌莫高窟保护的历史本身,就已经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了。通过诸多大师、贤达的不懈努力,遗产保护研究的专门机构于1944年初在近乎废墟的莫高窟成立。它位于茫茫戈壁之中,土匪出没之处。除短暂由中央研究院接管,这个机构在早期十余年间均由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直辖。1950年代,这个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机构由文化部交甘肃省政府管理。文化部与甘肃省政府的交接协议书强调:改变研究所的工作任务须事先与文化部协商,研究所的业务受文化部指导。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更名为敦煌研究院。在迄今70年的岁月中,这个保护研究机构的历代英豪艰苦卓绝,顽强保护莫高窟,殚精研究莫高窟,广泛传播莫高窟保护研究的成果,其人其事可歌可泣!今天的莫高窟,已经是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今天的敦煌研究院,已经是全球著名的学术机构;今天的莫高窟参观游览场所,也已经实现了“保护”与“利用”的平衡,普通游客能够在此满足观光需求,专家学者也能够在此实现研究需求。
然而,莫高窟的未来却不容乐观,因为它有可能遭遇旅游投资公司的经营开发。据北京大学博雅方略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编制的《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总体规划及部分节点详细规划》,敦煌莫高窟将成为“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的组成部分,敦煌市政府将派出机构统一行使对大景区范围内土地、文物、森林、水利等所有资源资产的保护管理和统筹开发,组建的大景区旅游投资公司则将通过交纳景区资源有偿使用费获得景区的经营开发权。北京大学博雅方略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希望,“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在2017年实现游客接待量213.13万人次,旅游收入4.96亿元;在2020年实现游客接待量273.46万人次,旅游收入7.61亿元。
单纯看北京大学博雅方略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编制的规划,以为仅仅是饿狼在垂涎。然而,甘肃省政府于近期发布了《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意见”中的相关内容,说明北京大学博雅方略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编制的规划远不仅是垂涎,而是信心满满。“意见”强调,要创新景区管理体制,整合组建大景区管理委员会,对景区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市(州)政府依托大景区管理委员会组建旅游开发公司;要实施大景区建设工程,在2017年率先初步建成“敦煌莫高窟—月牙泉”等8个大景区。看来,北京大学博雅方略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是深刻领会“意见”精神在先,编制“大景区规划”在后。
如果敦煌莫高窟遭遇旅游投资公司经营开发,莫高窟本体将不可避免遭受破坏。小小的洞窟内,墙上是壁画,地上有泥塑,科学仪器时刻监测着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参观者必须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小心进入开放的部分洞窟,静听讲解,有序离开。许多洞窟出于保护需要不能开放,许多壁画已遭破坏毁损有待加固修复;窟顶渗漏、沙尘侵袭等等,依然事关洞窟安危。权威机构测算后警告,莫高窟的游客承载量每日不得超过3千人。在极其脆弱的敦煌莫高窟,开放多少、开放多久、允许多少人进入、按照什么样的路线行走,都需要科学保护和严格管理之下的精确测量。保护、管理,与所谓的经营开发相分离,被抹杀的只会是敦煌莫高窟的科学保护和严格管理,受破坏的必然是敦煌莫高窟本体。
如果敦煌莫高窟遭遇旅游投资公司经营开发,敦煌研究院的力量也将不可避免遭受破坏。经过70年的培育和发展,敦煌研究院已经建立起了保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献研究所、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敦煌研究》编辑部、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敦煌学信息中心、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榆林窟文物保管所、西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等机构,学者众多,成果丰硕。这些学者依托洞窟、壁画、塑像开展研究,研究成果也随时反哺洞窟、壁画、塑像的保护、利用和管理。保护、管理,与所谓的经营开发相分离,必然导致学者不能依托文物开展研究,学术成果也不能反哺用于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如若不能便利依托莫高窟文物展开研究,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又何必孤守大漠与风沙为伴呢。这些高端人才完全可以在千万里外大都市的科研机构里谋得职位。
尽管悲剧尚未开始,尽管敦煌莫高窟尚未真正遭遇旅游投资公司的经营开发,CHP认为还是应当尽早通过公众参与的方法,将此类计划掐死在萌芽阶段。毕竟,敦煌莫高窟太脆弱,实在经不起折腾,遭遇旅游投资公司经营开发致使文化遗产被损毁的事例也实在是太多了。
CHP, 12/20/2014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014-12-20

敦煌莫高窟,于1961年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87年被列为首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意味着敦煌莫高窟受到了中国法律最为严格的保护;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意味着“竭尽全力”保护敦煌莫高窟,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简报记载:“莫高窟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第一、二、三、四、五、六全部六条标准;主席团提请中国当局注意,这一文化财产(壁画)面临危险,必须特殊保护。”

实际上,敦煌莫高窟保护的历史本身,就已经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了。通过诸多大师、贤达的不懈努力,遗产保护研究的专门机构于1944年初在近乎废墟的莫高窟成立。它位于茫茫戈壁之中,土匪出没之处。除短暂由中央研究院接管,这个机构在早期十余年间均由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直辖。1950年代,这个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机构由文化部交甘肃省政府管理。文化部与甘肃省政府的交接协议书强调:改变研究所的工作任务须事先与文化部协商,研究所的业务受文化部指导。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更名为敦煌研究院。在迄今70年的岁月中,这个保护研究机构的历代英豪艰苦卓绝,顽强保护莫高窟,殚精研究莫高窟,广泛传播莫高窟保护研究的成果,其人其事可歌可泣!今天的莫高窟,已经是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今天的敦煌研究院,已经是全球著名的学术机构;今天的莫高窟参观游览场所,也已经实现了“保护”与“利用”的平衡,普通游客能够在此满足观光需求,专家学者也能够在此实现研究需求。

然而,莫高窟的未来却不容乐观,因为它有可能遭遇旅游投资公司的经营开发。据北京大学博雅方略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编制的《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总体规划及部分节点详细规划》,敦煌莫高窟将成为“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的组成部分,敦煌市政府将派出机构统一行使对大景区范围内土地、文物、森林、水利等所有资源资产的保护管理和统筹开发,组建的大景区旅游投资公司则将通过交纳景区资源有偿使用费获得景区的经营开发权。北京大学博雅方略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希望,“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在2017年实现游客接待量213.13万人次,旅游收入4.96亿元;在2020年实现游客接待量273.46万人次,旅游收入7.61亿元。

单纯看北京大学博雅方略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编制的规划,以为仅仅是饿狼在垂涎。然而,甘肃省政府于近期发布了《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意见”中的相关内容,说明北京大学博雅方略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编制的规划远不仅是垂涎,而是信心满满。“意见”强调,要创新景区管理体制,整合组建大景区管理委员会,对景区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市(州)政府依托大景区管理委员会组建旅游开发公司;要实施大景区建设工程,在2017年率先初步建成“敦煌莫高窟—月牙泉”等8个大景区。看来,北京大学博雅方略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是深刻领会“意见”精神在先,编制“大景区规划”在后。

如果敦煌莫高窟遭遇旅游投资公司经营开发,莫高窟本体将不可避免遭受破坏。小小的洞窟内,墙上是壁画,地上有泥塑,科学仪器时刻监测着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参观者必须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小心进入开放的部分洞窟,静听讲解,有序离开。许多洞窟出于保护需要不能开放,许多壁画已遭破坏毁损有待加固修复;窟顶渗漏、沙尘侵袭等等,依然事关洞窟安危。权威机构测算后警告,莫高窟的游客承载量每日不得超过3千人。在极其脆弱的敦煌莫高窟,开放多少、开放多久、允许多少人进入、按照什么样的路线行走,都需要科学保护和严格管理之下的精确测量。保护、管理,与所谓的经营开发相分离,被抹杀的只会是敦煌莫高窟的科学保护和严格管理,受破坏的必然是敦煌莫高窟本体。

如果敦煌莫高窟遭遇旅游投资公司经营开发,敦煌研究院的力量也将不可避免遭受破坏。经过70年的培育和发展,敦煌研究院已经建立起了保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献研究所、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敦煌研究》编辑部、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敦煌学信息中心、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榆林窟文物保管所、西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等机构,学者众多,成果丰硕。这些学者依托洞窟、壁画、塑像开展研究,研究成果也随时反哺洞窟、壁画、塑像的保护、利用和管理。保护、管理,与所谓的经营开发相分离,必然导致学者不能依托文物开展研究,学术成果也不能反哺用于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如若不能便利依托莫高窟文物展开研究,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又何必孤守大漠与风沙为伴呢。这些高端人才完全可以在千万里外大都市的科研机构里谋得职位。

尽管悲剧尚未开始,尽管敦煌莫高窟尚未真正遭遇旅游投资公司的经营开发,CHP认为还是应当尽早通过公众参与的方法,将此类计划掐死在萌芽阶段。毕竟,敦煌莫高窟太脆弱,实在经不起折腾,遭遇旅游投资公司经营开发致使文化遗产被损毁的事例也实在是太多了。

「少数民族发展与合作平台——弥诺」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欢迎关注。

弥诺,是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发起设立的专项合作平台,旨在帮助公众参与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权益。

帮助公众参与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权益,是CHP十余年来工作的重要领域。透过许多项目的努力探索,一些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愿景已经在部分少数民族社区成为现实,然而,涉及的诸多问题依然严重存在。如何可持续地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权益?如何使公众便于并乐于参与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权益?这些是诸多问题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为在较大程度上改变现状,CHP在此前工作的基础上发起设立了这个专项合作平台。为使平台开放包容、汇聚能力,平台建设和运营工作主要由志愿者承担。相关领域全球顶尖的专家们,也在默默地为平台服务。

「少数民族发展与合作平台——弥诺」微信公众号:chpminority

公众号二维码:qrcode_for_gh_721d78f7323e_430

人民日报9月8日08版:在自己的日历里过日子

《人民日报》(2014年09月08日08版)

“水跟前人喝,话照古人讲”——这是杆洞村村民自己绘制文化日历时,村里的老人们坚持要求写在日历上的古训。在简短的几页文化日历上,他们还着重介绍了长辈对于自己建筑风格的描述:房子必须近水,而且最好水源在上面,这样灭火方便;必须背后有山峰叠叠,这样才会子孙发达。日历中当然还有所有人生礼仪的描述,包括了出生礼、成年礼、订婚礼、婚礼到葬礼的所有规格。

《从江档案》收录了贵州从江非常有特色的11个村寨的文化日历、文化绘图和文化档案,“让村民在自己的日历里过自己的日子”成为这本书最重要的特色。这些村寨千年传承的口头历史,第一次有了完整的文字记载。

这本书的出版其实是“从江档案项目”的成果之一。早在2009年,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签署了“从江档案项目合作协议”。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曾经选择了云南孟连县傣族的一个叫勐马村的村子做实验,动员村民们讲述描绘自己的历史。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克服了种种困难,最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有傣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写作的《勐马档案》。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这种尝试得到了相关国际机构的认可,大家一直希望可以推广这种保护模式。 更多内容»

9月20日讲座:探秘云朵中的羌族——文化保护与公众参与初探

2009风雪羌历年

讲座时间:9月20日(周六)14:00——16:00

地点:西城区西海南沿48号(西海鱼生对面) 西海48文化创意园区红金轩茶室

讲座嘉宾:

何戍中——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创始人

杜凡丁——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综合遗产保护研究所副所长。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十年,主持完成的项目包括:《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保护规划总纲》、《世界文化遗产庐山文化景观保护规划》、《安徽省呈坎村古建筑保护利用实施规划》、《乡土建筑遗产保护利用管理导则》等。

贾玥——清华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项目负责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讲师、CHP志愿者。参加制定故宫宁寿宫花园修缮工程前期文物现状纪录、贵州增冲侗寨文物保护规划制定、四川丹巴藏寨碉楼等多个文物保护规划。

报名方式:

请将姓名、联系方式和参加人数发送至 chpnews@163.com

讲座内容:

羌族聚落位于海拔2200米的高原之上,因此羌族被称为“云端上的民族”。羌族村寨阿尔村地处川西高原东部,位于岷江上游的深山峡谷之中。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隔绝,阿尔村的羌族传统文化、民风民俗保留得相当纯粹、完整,目前这样传统的羌寨寥寥无几。然而,2008年的大地震不仅使这个千年古羌寨蒙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威胁到羌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更多内容»

乡土建筑保护的困境与途径

(CHP代表在“农孵”2014年8月23日相关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乡土建筑构成了乡村生活的公共空间,它们行使着乡村传统文化和精神生活中重要的功能:人们在这里祭奠祖先、婚嫁丧娶、接受教育,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朴实、最率真、最生活化、最有人情味的一部分。当我们渴望回到乡村,重新去发现和恢复乡村生活的活力时,却发现这些代表中公共空间的乡土建筑却在日渐商业化的进程中被破坏、被符号化、甚至凋敝了。

在乡土建筑这个话题语境下,建筑的意义无非就是两方面:以建筑为核心构建起周围独特的文化空间;特定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标志。在无数乡土建筑中,经得起思考的,一定是这个独特文化空间中最核心的地方,也一定是一群社会人发挥作用或者组成一个社会细胞的标志。建筑意义的大小,并不是取决于房子多么大、雕梁画栋多么美,而是取决于建筑和人群、整个社会发生相互关系的面有多广。简言之,建筑的意义取决于建筑、人群、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那么,当代中国的人群和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个话题或许有点儿大,实际上,源于最近60多年的基本国情,现阶段的人与社会,总体上的基本特点:对于人来说,缺乏必要的文化自觉;对于社会来说,结构非常单一,社会行为完全依赖政府,缺乏其他必要的社会结构。而这两个基本特点,又相互加剧,影响到了今天中国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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