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2003年在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注册的民间公益组织,我们的宗旨是帮助居民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保护与公民社会建设、少数民族文化复兴和媒体动员是我们的主要工作领域。

2017年捐款明细

2017年1月

捐款人

安丽明女士

彭彦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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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周洋女士

捐赠人

梁周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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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香港的文化保育

作者:李文博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07.9-08.2),作者有机会了解到香港文化保育方面的相关政策及实践,并且接触了一些文化保育人士,也亲自参与了香港圣雅各福群会社区发展中心的“湾仔蓝屋民间生活馆”及“湾仔社区文化旅游”两个项目的相关工作,目睹了香港第一个由居民集体提出的重建保育方案——利东街(俗称喜帖街)“哑铃方案”的最终失败……
 
本文试图通过简介作者亲身经历的小部分与香港文化保育有关的事件,来向读者展示香港文化保育方面的某些特色,而并非对整个香港文化保育进行梳理和评价,因为短短几个月时间,要达到上述目的实在非作者力所能及,倘真如此,难免会以偏概全,误导读者。如能通过此文,令有兴趣的人去关注香港或海外的文化保育政策与实践,并取长补短,加以借鉴,用来发展和完善内地的文化遗产保护,这种抛砖引玉的作用,对作者来说已经是意义不小了。
 
要让全体市民向关注自己温饱一样去关注文化保育,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香港目前也是不可能的,毕竟文化保育对于民众来说属于较高层次的需要,属于公共事物和公共产品范畴,因为在这个节奏飞快的金融中心,无论社会上层还是底层民众,仍然把个人生活质量的提升作为首要目标,“温饱意识”显然高于“文保意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香港市民的文保意识不高,因为意识不等于行动,不少市民也表示希望政府可以大力保护古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只不过他们本身没有参与到文化保育的行动中。
 
然而,从去年的几件事情可以看出香港民众的文保意识确实在不断高涨。首当其冲的就是天星和皇后码头的拆除,大批文保人士聚集在一起反对政府清拆,白天黑夜轮班把守,当市建局长亲临现场更遭到激进文保人士的责问,这一系列的行为确实对于唤起市民的文保意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接下来的“景贤里”被毁风波,更使得港府不得不直面和检讨文保工作的漏洞,于是才有政府文物古迹办公室的成立,才有了港岛立法会议员选举拉票站中陈太与叶太都将“文保”作为争取民心的王牌,陈太更亲自到访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湾仔露天市集,并承诺予以翻新和保留;于是也就自然有了特首在施政报告中,大谈文保的重要性,并提出对于古建筑,不仅要保护而且要“活化”利用,首批活化的八个项目也即将陆续开展。虽然有人仍然抨击政府的活化方案,但毕竟民众的文保呼声得到了政府的回应,凡事都要循序渐进,也许香港文保人士应该给政府一些时间和空间。当然,要进一步完善古迹的保育与活化,根本的还是要加快香港文物古迹保护的立法工作,使文保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虽然某些文保人士“激进”的做法在政府眼中很不理智和不可取,但不得不承认示威、静坐等社会运动的方法有时确实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令政府和民众意识到某些问题的迫切性。
 
香港文保的特色还包括:以社区为单位,利用NGO(非政府组织)或社区中心来发动居民共同参与。以作者所在的香港圣雅各福群会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为例,机构在政府可持续发展基金的资助下,开办了湾仔民间生活馆,并且推出了湾仔社区特色文化旅游项目。
 
工作者利用“蓝屋”这一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区内重要地标中的一间,作为生活馆的展馆,定期与由街坊组成的核心小组开会,共同讨论每次展览的主题,例如:民间嫁娶拜神风俗展、旧时民间服装及娱乐展等。主题确定后,核心组的成员根据各自分工去准备——向区内居民收集旧物、制作展板、布置展馆及对外宣传等。通过这样的方式,生活馆不仅成了一个展示和推广地区特色文化的平台,也给街坊和游客提供了一个“集体回忆”的载体,三五街坊聚在一起,睹物思人话当年,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提升文保意识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很好地提升了社区居民对于地区文保的意识和归属感。此外,生活馆还会定期推出纪念品,通过游客自愿募捐与义卖的方法,每个月筹集的资金用于生活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聘请当地一些低收入的妇女作为当值人员,每天接待来访者。可以说,生活馆已由当初的依靠政府补贴,成功转型为自负盈亏的具有某些“社会企业”的特征的模式。
 
社区文化旅游项目,同样依托政府可持续发展基金,社区中心工作者招募区内居民组成核心工作小组,将区内丰富的文物古迹进行分类,设计出不同主题的文化旅游路线,例如:湾仔庙宇团、海岸线变迁团、名人坟场团、旧区重建及文化保育团、特色小吃和基层娱乐团等。参加者除了对不同主题感兴趣的公众人士外,主要面向全港中学生,因为可以结合学校的通识教育,提供给学生一个活生生的教材。也让他们用自己的相机和“光影发声”(photo voice)的方法,记录地区特色的古迹和建筑,表达自己对于旧区重建和政府发展规划的看法,增强他们的社区归属感和文保意识。同样,文化旅游的导赏员也来自本区街坊,他们从对文保毫无概念和兴趣,逐渐变成了社区文化的积极推广者。在带领各类参加者的过程中,他们不但传播了地区文化和历史,本身的能力也不断提升;同时,通过彼此的互动,又不断丰富和弥补区内各个阶段历史和各个建筑的故事,这些口耳相传的来自民间的故事,正好弥补了大历史的不足,是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主要内容。
 
以上两个实例从某个侧面反映了香港文化保育的一些现状,是好是坏就见仁见智了。但可以肯定,在这块寸土寸金的地方,无疑文保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要求不断兴建更多的高楼大厦,而那些没有文物古迹法合法保护的古建筑随时面临被毁的危险。因此,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文保之路无论对内地还是香港都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
 
(作者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曾在香港圣雅各福群会湾仔社区发展中心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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