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2003年在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注册的民间公益组织,我们的宗旨是帮助居民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保护与公民社会建设、少数民族文化复兴和媒体动员是我们的主要工作领域。

2017年捐款明细

2017年1月

捐款人

安丽明女士

彭彦杰先生

郑国器先生

高成建先生

梁周洋女士

捐赠人

梁周洋女士

王南先生

魏立中先生

杨亦先生

黄鑫鑫女士及友人

赞助方

前门Capital M餐厅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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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小径项目——用脚步感受老北京

从江档案项目

孟连手工编织振兴项目

阿尔村羌文化保护项目

2010年3月4日–18日“从江文化绘图”第六次考察报告

这是进入2010年后的第一次出发,每天看着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图上骄阳一般的橘黄色在西南一带徘徊不散,着实让人心焦。

惊蛰时分到达从江,忽然袭来的冷空气把春节期间挑高的气温瞬间降了下来,人们从炎夏重回严冬,抱怨的话不知该说给谁听。

小黄的油菜花开了,村民说长得不如往年,因为缺水。但说这不是他们的主要作物,真正赖以为生的水稻要到谷雨时节下种,到那时如果有雨就好。

每次看见的都柳江都不一样,去年那一夜间河水大涨的情景还记忆犹新,转年再见,已如昨日黄花,河床干枯得快见底了。还好饮用水不缺,也没见当地有任何抗旱的举动。

◆   成立“从江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小组”

1)2010年3月7日,由“从江文化绘图”项目倡导,“从江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小组”在项目当地负责人梁全康家成立。小组的发起人除梁全康,杨通荣已参与“从江文化绘图”项目;县统计局干部张成文,交通局干部张成武兄弟二人亦是“从江民俗摄影网”的发起人,其摄影作品曾被CHP制作的“从江,心灵的天堂”宣传片采用,两人已志愿为项目在从江的开展做了不少工作;县民宗局干部韦德怀是从江著名的民间民俗专家,独立从事民族文化的收集整理工作多年,“绘图项目”曾就选村问题咨询过他的意见;县文化馆的年轻人杨光黔,是县里专业从事“申遗”工作的,本人对这项工作也非常热爱;还有位可说是从江民族文化爱好者中的标杆人物——县卫生局局长敖家辉,他曾自筹资金恢复自己老家村寨的森林,并对把“欢迎你到侗寨来”这类伪侗族大歌作为民族文化进入课堂提出过尖锐批评。志愿小组组长仍由梁全康担任。

2)志愿小组成立旨在倡导志愿者精神和公民社会的建立,以非官方社区民众自己的力量,保护当地文化,在从江民间——首先是“绘图”项目点村寨广泛发展文化保护志愿者,近期目标是协助“从江文化绘图”项目的顺利展开,远期目标是整合县内外的民间资源,动员从江各民族民众的力量,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以使社区民众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找到符合自己意愿的发展之路。若能发挥效能,不失为从江民间民众自己保护自己的文化的一个长效机构。

3)CHP获赠的三台二手电脑,加配了影像制作软件后已捐给“从江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小组”。目前先用于“文化绘图”项目的影像收集和部分后期整理工作,及为项目村村民制作记录影像的碟片。

4)已将志愿者小组成立的情况通报县主管领导和文广局,李峥嵘副县长对此举非常赞赏,建议把志愿者队伍扩展到学生中去,邀请“从江文化绘图”项目官员给从江的学生讲讲有关文化保护的事情,她认为年轻人意识的提高很重要,将会给当地社会现在和未来都带来影响。此建议已为志愿者小组和“绘图”项目官员所采纳,将在下一步工作中落实。

◆  种子记录员的工作现状

1)2010年3月12、13日,十一个项目点种子记录员再次聚首县城,总结前阶段工作,递交各自完成的文字和影像记录成果,交流各村寨展开“绘图”的经验和问题,共同寻求进一步推动项目的方法。

2)从目前各村寨的工作情况看,除水族村寨高良村为新选定的项目点,种子记录员潘官武此是第一次参加项目活动外,其他项目村的种子记录员已基本清楚项目的核心宗旨,和基本的操作方式。从已交的文字记录稿看,记录员们大多可以按照项目要求进行工作。他们主要采取的方式是个别访谈和记录自己亲身参与本村各类活动的始末。他们所在村寨的村民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他们在做这项工作。

3)发动村民较深广的壮族村寨下尧,记录员黄海生本身是将要退休的乡干部,此工作直接得到乡里书记的支持。他把村里近二十个寨老分成六个小组,按照他们各自的特长,以他们讨论出的分类,分别负责民间歌词、历史传说;信仰、祭祀、礼节;服饰、煨酒、饮食;建筑、生产劳作;祖籍来历、族谱、历史变迁;乐器、乐理等,加以收集整理,他又发动了另外四个年轻人配合老人作文字记录。这个村在苗族聚集的加榜乡,全村仅109户人家421人,却分散在十个自然村里,但这样孤立的村寨往往更注重自己的文化,村民们在记录员有效地组织下,了解了项目的意图,非常兴奋,希望能把自己这个小村子的文化向世人展示。

4)从已经获得的记录成果看,村民自己记录自己的文化的特色已经彰显,最显著的首先是原真性,所有记录来自村民的记忆和讲述,都有最原始的出处,很多记录有可能是以往不曾有过的,或者和过去的记录不一致的,但这种记录绝对提供了一份很有依据的说法。再一个是亲历的现场感,甚至可能是以前从未见过的文化现象。小黄记录员贾元金拍的春节期间村民男女歌队相约着上山玩耍聚餐的过程,高脚村杨富坤拍摄的瑶族葬礼,志愿小组中当地资深摄影师们说只是听说过,从来不曾亲见。因为村寨的很多文化活动具有相当的“私密”性,都是村民“私人生活”领域里的活动。其突发性和私密性使得外人很难到现场了解全貌。再则,出于各种利益或文化背景的不同,很多这样的“私人活动”被外人当成了“奇”。以各种“猎奇”者的解读,小黄的这个活动,就有不同的“外宣”版本,有的冠以“情人节”,有的冠以“老人节”。是不是添油加醋,是不是牵强附会,是不是断章取义,甚至是生拉硬扯?看了村民自己在现场纪录的活动过程,和他们对事情来龙去脉的叙述,相信自会得出结论。这里反应出的对“文化”的不同解读,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类学命题,也或许能给今天的决策者,给各民族间如何和谐共处带来启发。还原“文化”的原真性,这个特点已在记录员的工作成果中初见端倪,项目“保护文化多元性”的宗旨,在这一点上可能会显示出真正“多元”的特性。

5)此次集中的另一内容是当地负责人对所有记录员已拍摄的影像进行具体点评和讲解,对大家共同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给予培训。去年的第一次北京请去的专家培训,交给大家一些基本概念,那时大部分记录员都不曾碰过照相机和录像机。经过五个月的实践,再用他们自己拍摄的照片为例,他们表示,去年底的那次培训彻底搞明白记什么,怎么记。这回的培训对拍什么,怎么拍才是好的,和以前比,摸着点边了。

目前工作的一些困境

1)  工作进度和成效很难掌控。因为都不是专职工作,包括当地负责人,其他工作占去了主要时间,加上当地人的时间和目标管理意识非常淡漠,虽然冬天是农闲时间,但一来确实有三个记录员利用此段时间建房子(这是村民们建房高峰期,即便自己不盖房,也要去别家帮忙),就是春节期间,大家也在忙于应酬,而应酬的主要方式就是喝酒,喝酒又必是以喝多为善。所以这段时间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出更多的成果,至少是文字整理方面。至今,加勉乡苗族党翁村的龙小吹尚未著一字,瑶族高脚村的杨富坤,壮族杆洞村的蒙天元也几乎没交出什么文稿,其他人也都比上次交得少。

2)  村民的参与仍是最大的困难。目前个别“摆谈”是最常用的方式,这首先需要双方都有时间,再就是需要一些费用。虽然项目给了种子记录员一些活动经费,但他们认为现在给少了拿不出手,给多了没那么多。加上村民知道他们在做联合国的项目,都认为他们拿钱了,而且有照相机等等这些东西,他们给多少钱,别人都认为他们拿得更多。除去个别访谈,组织村民一起来谈非常困难。现在的村寨活动除了政府召集,传统活动的组织层面也基本靠村干部。而从江各村寨几乎都没有公共积累,村长2003年前每月只150元补助,到去年底每月300元,据说今年开始涨到每月600元,但还没拿到手。总之当村干是赔本的买卖,这里的村民都不愿干。所以就是行政方面组织村民的工作也很费劲。

3)  项目的推动力不足。其一是项目官员势单力薄,到从江的时间毕竟有限,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到达项目村的可能还受到交通条件的严重制约。就是到了村里,因语言障碍,绝大部分村民都无法直接沟通。其二是当地的组织力,从县,乡两级政府,到我们项目的当地负责人,还是浮在上面,真的下到乡村,和村民共处的时间几乎没有。这样就无法在村寨形成一点声势,让村民感受到外界对其文化保护的意见和热忱。本村记录员在无外力支持的情况下,难以引起村民足够的重视。其三是项目能给予村民实际看得见的实利比较匮乏,本产出最后的成果对大部分村民来说,即遥远又太虚。其他和现实经济发展关联度较大的项目和本项目缺乏有效沟通,不能形成彼此的推动。

解决问题的一些尝试和办法

1)  就白海丝博士提出的使用民族语言记录的问题,小黄村记录员贾元金使用拼音方式,按侗族语言发音记录了几首小黄传统大歌歌词,同时用汉语写了歌词大意。在县职业学校请侗族学生打出文稿后,又让贾元金校了稿,完成了初始文字整理工作。只是还不知这样的文字是否能为他人解读。而这种方式,记录员中只有贾元金学过。

2)  关于妇女参与问题仍是此次培训的重点。上次培训后,这方面的工作有一定的进展。上尧村的黄海生组织的村民小组中,关于服饰,煨酒和饮食方面的小组,由三名女性寨老组成。小黄村的潘培花对这项工作不无热情,只是以前写东西少,也没做过这类事,还是没弄清楚怎么做,只写了个自我介绍。这次项目官员又对其进行了个别培训,详细讲了怎么组织妇女一起聊,聊什么,怎么记录整理等,她愿意再做尝试。这次培训就这问题记录员们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找能做记录和文字整理的妇女几乎不可能,但让妇女们一起说说她们的事,摆摆她们的生活和技能,用录音录像的方式记下来是能做到的。大家一起讨论了涉及女性村寨生活的话题,供下一步组织妇女更多地参与时了解。目前他们的记录中不乏个别采集于妇女讲述的记录,影像中,女性在村寨活动中的位置非常显要。

3)  记录员普遍反应村民们对马上见得到的实际回报很在意,比如拍了录像马上能看到片子,拍了照片马上可以得到照片,记录了东西能够看到出版物等等。他们对前阶段在各种活动时拍了录像而未能及时制作碟片给村民反应强烈,认为挫伤了大家参与的积极性,也让他们在村里的工作受到质疑。这次给当地志愿者小组配置了电脑后,即可以改善这方面工作,之前和以后拍摄的各村活动的将由志愿者制成光碟送给参与活动的村民,记录员每次集中也将选择部分村民的照片在县城洗印后带回给村民。记录员表示,这样做会让村民很高兴。(除联合国教科文捐助的电脑,项目给当地负责人购买了高配置笔记本电脑,给当地志愿者小组提供了大量碟片,并从本次培训开始给各项目点村民洗印了记录员拍摄的照片)

4)  尽量以实物而非货币方式(包括上述光盘照片)酬谢和补偿村民付出的时间,这样即表达了谢意和诚意,也能够避免很多麻烦。也是目前的经费状况下,只能采取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对组织村民集体性地参与项目,还有发展更多的人投入记录整理工作可能还是不够的。

5)  录像机分成两组,一组两台,一组在十一个村寨按确定时间轮换使用,两个月一换,还有一组留在当地负责人处,作为流动设备,由当地负责人根据各项目村报上来的状况,安排重点拍摄。记录员已商量好了到年底各村的使用时间。

下一步工作的设想和担忧

1)项目中“绘图”这部分工作,想待项目在村寨里影响更大更深入时再进行,村民对事物的了解需要时间,操作过早怕草草收场,起不到什么效果。

2)考虑是否需要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对村寨的项目活动,通过行政系统下达要求,由村干部出面组织。当然这样的活动形式至多进行一两次,而能否行得通,还要再协调政府主管方面。但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村民活动恐怕只能在几个记录员能力比较强,项目官员能够经常到达的村寨实施,所有项目村都做到的困难较大。而且靠行政力量组织的活动很大的可能也是走过场,项目的宗旨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要让村民的文化自觉真正觉醒,需要的是大量的时间、耐心和深入的工作,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3)由于组织活动和发动更多的村民记录者必须要有费用支出,而这部分成本各村可能都不一样,由种子记录员自行掌握的话无法控制尺度,变数太大,各项目点也不好平衡。所以这部分工作只能由项目官员先在个别村寨先作试行。之后能在多大范围进行,进行到何种程度,限于人力财力,还是很堪忧虑。

 关于村寨组织

1)  从几次从江村寨实地了解的情况看,因为从江这些少数民族没有系统完备的宗教信仰,都以自然和祖先崇拜为主,自古以来也没有成型的宗教组织,村寨的各类活动由不同职能的寨老主持。寨老或是有声望的老者(如今基本是些退休干部),或是家传的鬼师、歌师等,至今所有传统活动仍由他们出面主持。但其中的组织工作,一靠传统活动在村民中约定俗成形成的规矩,二靠村干部和现有行政结构的组织力。

2)  村民中的民间组织,在小黄有歌队,是村民自小自然形成的,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在特定的时候和场所能以团队的形式组合起来。其他的村寨这样有型的组织基本没有。老一代的村民至今对形成“组织”,甚至搞活动尚心有余悸。年轻一代还没在乡村安下心来。以乡村现有情况,民间组织基本没有生存的空间。

3)  寨老对村民的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非常缓慢而微弱。在占里观察每年二月初二的“燕子节”,也是这个村一年二次“盟誓”的日子。其实就是寨老一个人在做仪式,他告诉说他在讲祖先的事,提醒大家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来的,祖先为什么会定下每家只能生两个孩子的村规等等。现场没有一个村民在听。村支书按祖制每户收取一定的钱数,定下一口大胖猪,放祭台由寨老做完仪式后杀掉,在鼓楼里给全村各家平分。邻村的小伙子会在这天被邀请到村里和姑娘对歌,村里唯一的“药师”(也是村妇女主任)——就是那个传说中掌握“秘方”的人,显然是姑娘们的“领导”。这就是寨老的作用

4)  基本上,村寨自生的力量,是在“无形”中发挥作用,靠长期积累和形成的一套价值系统和影响力系统。谈到计划生育问题,占里的村民也认为主要是靠祖先留下来的规矩管着。而在别的村,乡里会在每次村干部会上逐一念出做过节育手术的村民名字,和需要做的人的名字,再逐一落实。所谓方式的选择,村民是没有什么余地的。县里说了,让村民自己做主的话,“基本国策”出了问题谁负责?这种压力之下,很难容得民间慢慢去寻求适合自己的方式去消解自己的问题。不是他们没有办法,而是不能指望那么快。这就是矛盾所在。

5)  总之,从江大部分村寨民间自己的力量并未完全失去,只是在社会的变迁中呈现不同的状态。从项目已做的一些尝试看,村民的组织工作和某种观念的传导不是不能做,尤其像保护自己的文化这样的命题,村民很容易接受,关键是如何凝聚力量,使之产生效用。目前“绘图”采用的方式是:通过政府动员村民,通过记录员联络寨老。

 此次去碰到的是更具体的问题,寻求的也是如何把项目更深入更有实效地展开的解决之道。现在凡事走过场容易,有实效难,更何况这种建立观念的软性项目,本就是个细水慢流的事。对于一个项目的坚持、耐心、创新和对资源的协调及支配都是极大的挑战,不断地回应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并尝试解决,相信也是项目的重要收获之一。

CHP“从江文化绘图”项目负责人

王晓望

 20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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