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2003年在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注册的民间公益组织,我们的宗旨是帮助居民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保护与公民社会建设、少数民族文化复兴和媒体动员是我们的主要工作领域。

2017年捐款明细

2017年1月

捐款人

安丽明女士

彭彦杰先生

郑国器先生

高成建先生

梁周洋女士

捐赠人

梁周洋女士

王南先生

魏立中先生

杨亦先生

黄鑫鑫女士及友人

赞助方

前门Capital M餐厅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查看全部捐款人

文化小径项目——用脚步感受老北京

从江档案项目

孟连手工编织振兴项目

阿尔村羌文化保护项目

“老北京之友” 一期活动开始

在上星期四,十月十九日“老北京之友”活动的发起晚会上,“胡同”是那天晚上的口号。书虫咖啡馆挤满了人,前来听取Michael Crook的关于“大杂院和民国时期老百姓文化”的讲演,以及更多地了解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在保护老北京方面所做的努力。

Crook的演讲主要是针对关于胡同和北京四合院的普遍存在的一些误解。根据Sydney Gamble的调查统计以及民国时期的照片,Crook 向听众证明了大杂院早在1949年解放前就已经很普遍。演讲的最后是摄影展览和关于民国时期的胡同文化与现在老北京胡同文化的讨论。听众的情绪充分反映了Crook在他的演讲中对老北京的热心和关爱。

随着此次晚会的顺利举行,“老北京的朋友”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在11月11日及11月25日将对已报名的参与者进行培。培训的内容将包括北京城市规划、历史与文化、保护法及实施指导、传统建筑和现在胡同社区组织等。

为后代保护傣族文化

在云南省南部的孟连县,有一个偏僻而又宽敞的村子叫勐马寨,居住着许多傣族村民。这些傣族村民是数百年前统治云南南部比邻缅甸的一个傣王国先民的后裔。几个世纪以来,这个王国分裂为一些小土邦,各自由一个“天子”领导着。这些土邦逐渐归顺中国的统治,中国皇帝授予每个“天子”以“土司”的头衔。在中国的管理体制中,土司是管理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当地行政首脑。
 
尽管处于中国的管辖之下,这些傣族人仍然如他们的先民一般生活,他们的文化非常纯正,几乎没有受到汉文化的影响。1949年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政府对傣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实行了比较强硬的行政管理。从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早期,传统傣文化的很多方面受到了冲击,因为这些东西被认为是“封建性”的。今天,除了那些发生在思想意识驱动的年代里的文化破坏以外,傣文化的完整性还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就如同亚洲的所有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影响一样。与此同时,傣文化也受到中国强大的汉文化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魅力的吸引。
 
今年2月,我去了一趟孟连,考察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傣族文化记录项目“勐马档案”的实施情况。开始于2005年春天的这个项目是个典型的“草根”文化记录项目:由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做简单的培训和组织以后,整个记录工作由村民自己来做,当然,来自孟连县文化管理部门的支持和鼓励也是不可少的。
 
由于上个世纪50-70年代的文化破坏和现代化的持续冲击,以及汉文化在这个地区的影响的加强,传统傣文化的知识正在逐渐萎缩,年轻人不懂傣族文字,也不了解傣族文化遗产。年长的村民则是傣族文化唯一的知识宝库,如果他们不把他们从先民那里学到的知识记录下来并且传给下一代,那么他们去世以后,这些知识就会消失。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完整地记录这些文化遗产,并且提供文化的行为榜样,这样就会在下一代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很容易滑向汉文化的同时,激励他们尊重并感兴趣于自己的文化。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构思并且组织了这个项目。记录的内容被划分为20个种类,其中包括宗教活动、自然崇拜、饮食、手工艺、传统医药、建筑以及其他多种与这个村寨的傣族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内容。这些目录被分给村寨里的老年人负责,他们很热情地接受了这个项目。在过去许多年中,他们一直感觉到他们的文化知识和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化的生活毫无关系。现在他们的知识有了价值并得到了认可。
 
我在2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来到了勐马寨。大约有30位年长的村民聚集在村口迎接我,并且向我简单介绍了这个项目。妇女们穿着美丽的桶裙,男人则身着英俊的傣族套装,他们的头上都缠着白色的头巾。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叫康郎帅,一位73岁的老者,他在40年代是这个村寨寺庙里的和尚,对宗教仪式有全面的了解。他和其他老年村民正在用傣族文字将他们的知识记录在用传统方式制作的、以树皮为原料的手工纸上。他们向我展示了这些记录着他们成果的美丽的手写稿。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村寨的两个寺庙中的一个。主寺庙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美丽的木结构的传统傣族寺庙。墙上原来的壁画早已消失了,但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村民艺术家画上了新的壁画。在这座寺庙前,村民们在傣族传统乐器奏出的音乐声中跳起了传统舞蹈。在欢迎仪式的结尾,我们一起在村寨的中心享用了一顿奢侈的傣式美食,还有乘在香蕉叶上冒着热气的糯米饭和可口的用糯米和糖做成的甜食。
 
当我问这个项目的两位负责人,在他们看来,什么是傣族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基本特征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的佛教遗产,以及包含着我们谦恭和礼貌意识的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尊重。”
 
孟连地区比其他傣族区域更难接近,经济上也更不发达。因此傣文化在这一地区也保持得更加质朴,被汉文化同化的程度也更低。奇怪的是,它也比其他傣文化的分支更少被专业人士研究。据我的判断,孟连傣族人认为他们与居住在缅甸边界的景栋的掸族人很相似,景栋现在还是孟连的傣族人的文化中心。当然,孟连的傣族人与他们在老挝和泰国的远房堂兄弟一样,有着同样的有魅力的生活方式,这对于游客是很诱人的。
 
这项村民记录文化的工作即将完成,接下来的工作是将这些档案翻译成汉语,并且以傣、汉两种文字出版。同时,这个项目使村民们恢复了对傣族文化遗产的自豪感,并且让他们意识到了为后代保存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然而,在一个村寨里开展的工作,无论它是多么热情地实施,都不足以拯救一种正在消失的文化。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很高兴孟连县政府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也很关注,现在孟连县正在考虑将这种方式复制到该县的其他傣族村寨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当这种工作模式在别的村寨开展的时候,勐马寨这个先锋的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下一步的计划是在傣族人民的参与下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孟连县的其他村寨。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泰国James Thompson基金会和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们的经费支持使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功实施该项目成为可能。
 
(作者:史维平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

朱春林等六人走私、倒卖古生物化石案,本月起在浙江金华开庭审理

因涉嫌走私、倒卖2925件古生物化石,加拿大人朱春林,以及中国人朱小刚、于彦君、于丽春、陈志根和曹广军等六人,本月起在中国浙江省金华市中级法院接受审判。

这个团伙形成于2003年。2003年4月和10月,朱春林、朱小刚两次从于彦君、于丽春处购得他们非法收集的古生物化石,并于同年12月将这些化石夹藏在装运根雕奇石的集装箱中走私到美国。

2004年4月,朱春林等人又先后购得一批古生物化石,并将这些化石存放在陈志根开办的根雕厂内,伺机走私出口。同年11月1日,陈志根等人在将这批化石用集装箱走私出口时被金华海关查获。这批化石共计1141件。
 
2004年6月和9月,朱小刚、于丽春从桂林购得多件古生物化石携运至上海并倒卖给他人。当走私者在上海将这批化石中的8件通过邮局寄运时,被上海海关查获。
2004年9月,于彦君携运一批非法收集的古生物化石到上海倒卖。其中的81件被警方查获,其他化石已在上海被走私出境。
 
朱春林等六人走私、倒卖古生物化石案,涉及到的化石主要有潜龙、满洲龟、鹦鹉嘴龙、王冠虫、贵州龙、鱼龙、鳄鱼等品种。根据中国刑法的规定,倒卖上述化石,最严厉的处罚是有期徒刑10年;走私上述化石,最严厉的处罚是死刑。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热线服务活动,为打击这个走私、倒卖古生物化石团伙做出了贡献,其中包括案情信息和法律咨询意见的提供。我们会继续关注朱春林等六人最终将得到法律的何种惩罚。

万里长城还存在吗?

长城肯定还存在。我们上个周末考察了河北境内的两处长城遗址,它苍劲的身姿,在大山间,孤傲又宁静。我们不是长城专家,但我们确信,它一定是长城,因为它具备了全世界长城崇拜者心中长城特有的品格。

但是,长城在中国应当是万里长城。崇山峻岭间,荒漠戈壁上,长城蜿蜒曲折,顽强挺进,虽遍体鳞伤,仍不屈不饶。这是一种精神,一种对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所以,万里长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现在,万里长城还存在吗?
 
长城的许多段落正在任人宰割,推土机的轰鸣声中高速公路破膛而过,不朽的长城砖沦落为牲口圈里的铺地砖;长城的许多段落也正在被奸商当成游乐场,高音喇叭里刺耳的吆喝声夹杂着男女游客的嬉笑怒骂,古老的城墙成了杂货铺的货架;还有人竟敢随意改造装修长城,铝合金门窗和白瓷砖使长城看上去就像是暴发户的厕所。
 
凡此种种都使我们确信,万里长城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早已不存在了;而且,如果不采取特别保护措施,万里长城很快就真的不存在了。
 
当初,万里长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向全世界承诺,要竭尽所能把长城保护好。建设诚信社会,也可以从保护长城做起。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发起制止了一些在长城上开展的商业和惊险体育活动。我们呼吁大家不参加在长城上举办的与长城保护无关的活动,并且,一旦发现破坏长城的行为,就立即报告公安局,或向媒体举报,或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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